首先，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是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大循环受阻的背景下谋求经济发展的。为了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我国必须扩大内需。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冲击很大。以制造业为例，随着全球化的深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扩展，深度交织，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即系统性风险。我国企业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一个特殊环节，有的还是产业链的低端。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有的城市停工停产，致使很多企业要么生产不出来，要么生产了卖不出去。故此，我国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把关键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消化本来为外需生产的商品。
最后，我国具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客观条件。一国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约束决定的。大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条件建立起相对健全的产业链，因而大国经济往往具有内部可循环的特点。今天的中国，不仅具有上述特点，而且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且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完全有能力形成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发展模式。上述分析说明，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形成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国要的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我国毫不放松国际循环，不放松对外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放给我们以改革的启迪，明确了改什么，往什么地方改，什么地方不能改。开放有了“三来一补”，有了招商引资，有了经济特区，有了竞争的激励，关键是开放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因素，这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因素。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
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显著特征是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了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在更高层次上开放。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例如举办进博会、建设自贸区、建设国际自由港、倡导“一带一路”，向国际资本开放更为广阔的领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