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事件之一：2024年11月，马里军方逮捕了澳大利亚公司Resolute Mining的首席执行官和两名员工，在该公司与马里政府签署了一项1.6亿美元的协议后，马里军方将他们释放。
典型事件之二：2025年1月2日，马里一名法官下令没收加拿大矿业公司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的3吨黄金，该公司总共欠政府55亿美元。这一决定是在巴里克与马里当局就一项基于新矿业法规的合同发生争执之后做出的。在此期间，马里拘留了巴里克的高管，并对巴里克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布里斯托（Mark Bristow）发出了逮捕令。其二，以几内亚军政府为代表的“矿权休克‘主义’”。典型事件：5月14日，几内亚过渡军政府总统马马迪·敦布亚（Mamady Doumbouya）率先宣布吊销了数十家矿业公司的采矿许可证。5月17日晚，几内亚信息和通信部长法纳·苏马（Fana Soumah）在国家电视台列出了100家公司的名称，这些公司的“勘探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被撤回并收归国家”。5月26日，几内亚颁布AA/2020/52020/MMG/SGG法令，随后并将取消勘探许可的矿业公司的所有区域列入几内亚国家“战略保护区”。
除了大规模的吊销采矿证、勘探证等矿业证照，几内亚当局还下令冻结其中一些矿业公司的银行账户。其三，以津巴布韦政府为代表的“原矿保护‘主义’”。
6月11日，津巴布韦政府宣布，即日起，凡申请超过100公顷的新铬矿开采权，必须以配套建设或扩建冶炼产能为前提；同时，津巴布韦政府要求：自2027年1月起，该国将全面禁止锂精矿出口，强制要求本地加工。加蓬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于6月2日宣布将从2029年起停止出口锰矿原矿。首先，非洲“资源民族主义”觉醒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非洲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尤其在法国军队被驱逐出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之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将其支持主权的政策扩展到经济领域。由此，西北非乃至其他非洲国家也逐渐亦步亦趋。其次，以西北非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均是通过军事政变掌权，“泛非主义”伴随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模式”对资金的诉求非常强烈。不管是马里还是几内亚，甚至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乃至加蓬，都是依赖军人政府维系运转。马里军政府利用政权扣押国际矿业公司高管的方式勒索高额“赎金”与绑架无异，而几内亚军政府暴力取消勘探证、采矿证，也是变相“勒索”。暴力需要暴力维系，巨额资金无疑是暴力维系最好的“背书”。不管是马里军政府的“涸泽而渔”，对国际矿企的一次性敲诈，还是几内亚军政府以“吊销”矿权获得重新“议价”的机会（同时也是募集大选资金的机会），抑或是加蓬、津巴布韦政府的“禁矿令”——非常类似印度尼西亚的“禁矿令”，资源是非洲政府最好的变现工具，没有之一。萨赫勒国家联盟成员国
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的执政领导人
在上述国家的矿企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既可能是巨额的财产损失，也可能是矿权（含勘探权、采矿权等）的损失。需要认清的本质是，上述矿企面临的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是所在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此次几内亚军政府突然取消300多个矿权，已经波及了多家中资矿企，矿权的丧失让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首先，上述“资源民族主义”席卷的国家将面临国家治理与矿产管理之间平衡的巨大挑战。暴力执法的国家将面临资源投资环境恶化、矿企撤离的后果。温和派的津巴布韦和加蓬等政府则给予矿企缓冲空间和时间，相对好些；而诸如马里、几内亚等强权军政府对待矿企的暴力手段使其国际信用和信誉一落千丈。
其次，滥用军权的非洲国家在国际矿企面前不仅吃相难看，在本国民众面前也树立了负面的形象。同时，军政府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巨额的资金，但普通民众并未得到任何实惠，因此，他们将面临本国民众潜在的挑战。
对于在非洲进行投资的矿企尤其是中资矿企，要么进行及时的撤离、止损出场，要么进一步深入产业链，进入深加工领域。如果是在几内亚面临矿权被吊销的情况，要么与政府重新谈判，但需要付出更大的“权益金”为代价；要么及时撤出几内亚。如果是在津巴布韦或加蓬，就提前布局铬矿、锂矿或锰矿的加工业务，以便应对后续的政策收缩。
从我国政府层面上，一方面建议出海企业的管理和保护法规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资源格局中的影响力，确保海外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和海外（企业）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建议针对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风险，加强与非洲主要矿产国家的沟通，加强在该国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话语权，为海外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当然，做好矿产资源所在国的国情、资源背调等基础工作，是矿产资源投资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毕竟这新一轮的“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热风才刚“吹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