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风物长宜放眼量
作者：张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蕴含着重大机遇，非洲自身发展基础薄弱仍意味着趁势而上的有限性和长期性。正是基于这一理性认知，非洲大陆和国家在设法改善经济、政治和安全治理的同时，致力于实现战略自主性的长期提升与短期聚焦的更合理平衡。中国秉承“真实亲诚”原则对非洲发展的战略性、全面性和规律性支持，是非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
01 缓慢夯实的发展基础
整体而言，非洲可能是全球最为落后的大陆，发展障碍之繁杂可谓罕见。在人为努力艰辛缓慢的同时，天公并不作美，非洲早日复苏继而夯实发展基础的任务并不轻松。
第一，政治性代际更替正在发生。一方面，新生代政治力量正逐渐崛起。2024年，非洲有多达19场大选，其中多达5个国家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纳米比亚更是产生了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同时，Z世代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多国的大规模抗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年长代际政治力量并不乐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2024年，包括马里、南苏丹、几内亚等在内多国推迟大选，莫桑比克甚至出现选举后暴力冲突。同时，多国在并未明确理由的情况下解散和重组内阁，而不合理的政策也往往是导致抗议潮的重要诱因。
第二，非洲经济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冲击。IMF在2024年4月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年的GDP增长率将达到3.8%，但此后在7月和10月均下调0.1个百分点；但对2025年的预期则两次上调0.1个百分点。考察其既有预测记录可以发现，IMF对非洲经济似乎持“乐观展望未来，现实看待当下”立场。的确，当下的非洲经济的潜藏风险依然巨大：与美欧继续围绕债务问题施压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债市场重新对非洲开放，而私人债权人却在悄然撤退；尽管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加纳等重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有近10个国家承受着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苏丹甚至达到500%。
第三，非洲安全挑战呈“旧的不走，新的已来”态势。旧有冲突的烈度整体有所缓解，但社会和经济后果似在加重。埃塞局势更为可控，但来自提格雷和阿姆哈拉的挑战依然严峻。苏丹武装力量与快速支援部队的拉锯战似朝有利于前者方向发展，但未决的胜负导致的是越来越多的平民遭难。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苏丹武装冲突已导致至少1035万人背井离乡，其中790万国内游离失所者，220万前往周边避难。在西非地区，尽管以时任政府打击恐怖主义不力为主要借口，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政变并未导致局势改善，反而是恐怖主义在整个地区的扩散速度加快，扩散范围增大。而经济不佳和治理不良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恐匪生计的新发展，特别是在尼日利亚西北地区出现大规模绑架潮；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间，该地区约3万名土匪共计绑架了220万平民，杀害了约60万人。
最后，气候变化使经济发展和安全治理更为困难。2004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南部非洲有超过6000万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干旱天气，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5国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与此同时，2004年，非洲有27个国家遭受异常降雨，受灾人口达到1100万人。世界气候组织指出，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平均每年损失占GDP总量的2-5%，不少非洲国家将多达9%的预算用于应对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危机，在非洲更呈常态化发展，非洲有1/5的人口面临饥饿。绿色转型对非洲而言不只是未来关切，更是当下危机。
02 持续优化的自主性追求
在相对薄弱的发展基础之外，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对域外伙伴国家的互动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非洲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仍任重道远，短期性和阶段性的务实聚焦不失为明智之选。
第一，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2024—2033）实施计划的“对外雄心”和“对内务实”特征明显。2024年2月，非盟出台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旨在“加速”“2063年议程”落实。在对外关系方面，该计划重点强调推动既有“1+N”模式向“非洲+1”模式转变，最终目标是建设单一的“非洲全球伙伴关系平台”（AGPP）；同时，非盟也希望国际社会为其实现该计划目标提供3.3万亿美元资助。在自身发展方面，该计划的整体目标相对务实，最典型的表现是：到2033年底非洲人均GDP达到3048美元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比第一个十年（2014—2023）实施计划的预期目标（3359美元）还要低。
第二，“二次独立”追求的激进色彩有所缓解。自2019年以来，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发生多起政变，其中多起以反对前殖民宗主国或更宽泛的外部势力为由，并得到了普通公众的支持。在通过激进手段获得政权后，这些国家还寻求法国、美国等撤离其驻军，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独立。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正展示出更大的灵活性：一是引入其他大国作为对冲，二是与周边大国特别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重启合作，三是并不尝试与法国、美国等的全面切割。这意味着，在政权整体巩固之后，这些国家正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平衡。
第三，非洲正成为国际机构和大国外交的聚焦。非盟的正式加入使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G20事实上演变为G21。非盟的G20首秀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非洲的大量关切都被写入约热内卢峰会领导人宣言，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多边开发银行决策权分配、世界贸易组织复兴、和平安全治理等等。最为关键的也是非洲最为满意的，是G20事实上正从既有的“共识决策”转向“准共识决策”，这对非洲立场进入G20决策高度利好，同时也能促使南非2025年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取得更大成果。此外，非洲国家在金砖机制和新兴发展融资机构中的声音持续增大，多国与非洲峰会相继召开。
第四，非洲高度积极地参与全球发展议程的落实和设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进程已然过半，但其如期实现的可能性却在降低；这在非洲尤其真实。由此而来，国际社会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启动全球性开放讨论：一是从目前到2030年间，加速努力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二是在2030年之后，或延续或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为推动上述讨论取得实质性成果，联合国采取了系统性努力，2024年未来峰会、2025年第四次国际发展筹资大会和第二次世界社会峰会等都是集中展示平台。非洲大陆和国家都已积极参与其中，试图塑造对非洲更为有利的未来。
03 真实亲诚的中非合作
非洲战略自主性的长期可持续提升，既需要扎扎实实地夯实发展基础，又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战术。中国以“真实亲诚”原则为指导开展的对非合作，可同时为非洲提供长期和短期性支持，最为明显地体现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第一，中非合作论坛坚持长期战略视野。2024年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获得全球广泛称赞：对非洲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因为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将根本上有助于扭转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的一种误解，即中非关系仅聚焦经贸合作。对美欧而言，尽管试图贬抑其突破性进而重点强调其延续性，但仍不得不承认，2024年北京峰会对“小而美”民生项目的强调，是对既有“大而优”基础设施工程的一种有益补充。这意味着，中国正转向对非洲国家的整体性发展与个体性民生的更为合理的平衡关照。
第二，中非合作论坛坚持信守承诺。这不仅体现在每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前都会对成果落实情况加以盘点，更体现为中非合作论坛的规律性。自2000年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始终保持每3年一届，从未因任何内外因素而中断或推迟。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中，仅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可与中非合作论坛媲美。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于1993年创设，每5年一届，到2013年第5届峰会后出于对华竞争目的而改为每3年一届。除此之外的其他对非合作机制均较为随意：美非峰会并无定律，2014年首届峰会举办后，直到2022年才举行第二届；欧非峰会创设于2000年，原定每3年一届，但第二届就因故推迟至2007年举办，此后第3届与第4届间隔4年，第5届与第6届间隔5年；印度与非洲峰会创设于2008年，同样计划每3年一届，但自2015年第3届之后便因各种原因推迟至今，原定2024年举行的第4届印非峰会仍在推迟。
第三，中非合作论坛坚持非洲代表性和自主权。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均会提出此后3年内的行动计划，它事实上是部长级会议或峰会前至少半年就已经开始与非洲相互磋商的结果。由于各国关切得到良好体现，非洲国家参会热情始终很高，尤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峰会的比例相当高，甚至可能超过非盟年度峰会。例如，2024年北京峰会上就有51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2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及联合国秘书长出席。
最后，中非合作论坛坚持可持续发展。从支持非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中非合作论坛始终坚持全面覆盖。例如，中非合作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十大合作计划”，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八大行动”，2021年达喀尔部长级会议又提出“九项工程”，2024年北京峰会则提出“十大伙伴行动”。为配合上述长期可持续发展举措的落实，中国一直为非洲提供实实在在的资助。例如，在2024年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未来3年内提供3600亿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非洲均需更长时间消化危机冲击。非洲优化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内在平衡，事实是在为自身复苏创造更为有利条件。这也正是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义所在，即帮助非洲紧紧抓住外生性机遇，推动实现内生性发展，共同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