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中国能源与矿产利益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陈丽娟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博士后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非洲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作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在非洲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投资持续扩大。然而，近年来，非洲在自然资源治理中日益强调资源主权，力求实现更多本地经济收益，资源民族主义显著抬头。

01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有提高税收与特许权使用费，禁止或限制未经加工的资源出口并强制本地化加工，对劳动力雇佣比例、企业股权结构、设备采购来源等方面设定具体的本土化指标，重审以往签署的资源协议并再次谈判。在资源民族主义背景下，中方项目正面临制度性挑战，其近年来的具体表现从以下国家的案例中可见一斑。

尼日尔在石油领域表现尤为强硬：自2024年8月起出台法令，规定矿产与油气行业的外资企业必须“优先雇用尼日尔劳动力、使用本地商品和服务以及转让技术”；至2025年3月，当局又以中企执行不力为由，驱逐了中石油及其下属企业的三名高管，并责令其解雇所有在尼工作超过四年的外籍员工，限期于5月31日离境。同时，尼政府对与中方签订的原油管道和炼油项目合同展开全面审查，指出利润分配不公、合同条款对国家利益保障不足，还一度冻结了中企部分财务账户。

刚果（金）则自2021年起对铜钴矿项目合同进行重审，质疑“资源换基础设施”合作，认为其中存在不对等条款，要求中方提高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并针对中资企业的持股结构和收益分配机制提出再协商的主张。

津巴布韦则自2022年起实施锂矿原矿出口禁令，直接影响浙江华友钴业和中矿资源的既有出口模式，并要求其转向在境内建厂加工。

几内亚在铝土矿方面同样强化国家诉求。自2018年以来，政府就要求由中国企业主导的赢联盟项目在境内建设炼厂、铁路和港口；而在2022年过渡政府启动矿业合同全面重审后，又进一步提出增加财政贡献和本地投资的要求。

赞比亚方面，铜矿开发多次引发民间抗议，要求中资矿企提高工人待遇、遵守环保规范，而在2016年与2021年大选后，新当局更是普遍加强了对外国矿权的审查。

02  非洲出现资源民族主义的原因     

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全新现象，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时期。在去殖民化背景下，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希望摆脱对前宗主国的资源依赖，强调国家主权，表达对外资主导资源产业的不满，且迫切需要以资源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自2000年左右，资源民族主义在非洲加速回潮。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多重结构性与政治经济因素交织的产物。

首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构成其直接驱动力。众多非洲国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获取外汇与财政收入，鉴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政府普遍倾向于通过限制原矿、原油等初级产品出口，推动本地加工和产业链延伸，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附加值。

其次，国家主权意识的增强也是资源民族主义的重要支撑。“资源属于人民”的理念在非洲社会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进一步促使各国政府强化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突出国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此外，对外资剥削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质疑亦不容忽视。殖民时期的资源掠夺经历，加之外资项目在透明度、环境影响以及本地就业贡献等方面的争议，激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与反抗情绪。

与此同时，国内国际政治博弈亦对资源民族主义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在多党制背景下，非洲一些政治精英和政党利用批评旧合同、清算“资源腐败”作为获取选票和稳固权力的工具。同样重要的是大国竞争，无论非洲国家当局、反对党，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对中方的施压，其背后往往存在美西方的推手。

最后，全球资源竞争的加剧也促使非洲国家以其稀缺资源为筹码，在新一轮谈判中谋求更有利的合作条件与经济回报。这些动因共同塑造了当前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的复兴与深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一些长期在非洲开展资源开发的西方国家企业，中资企业通常以市场化合作为主，遵循当地法律与合同规定，并未在历史上进行争议性经营。然而，资源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并不完全区分外资的来源或历史表现，即便中资企业合规经营，也可能面临政策与制度性调整的影响。

03  中国为何成为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冲击的“主要目标”    

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是当前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冲击最显著的主要国家之一（参见表1）。

中国虽然未必是唯一或绝对“最主要”的受害者，但在许多关键方面的受冲击程度最深、风险敞口最大。这背后有几个重要原因：

1. 资源投资和采购规模最大

中国是非洲资源领域最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并且是非洲第一大资源进口国。中资企业深度参与刚果（金）铜钴、赞比亚铜矿、津巴布韦锂矿、纳米比亚稀土，以及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的石油与天然气项目。虽然资源民族主义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由于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中的广泛存在与深度介入，其资源项目往往规模大、周期长、与国家直接挂钩，因此在资源民族主义背景下尤其容易成为舆论和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如加税、合同重谈、项目中止，对中国企业直接造成重大经济与战略影响。

2. 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引发政治敏感性

中国对非资源开发多由国有企业主导，这种模式容易被解读为与东道国执政精英关系密切。一旦非洲国家政权发生更替，如政变或选举，新政府往往将中资视为旧政权的“遗产”，予以重新审视，甚至清算。例如，尼日尔政变后的军政府审查中石油主导的阿加德姆石油项目，对中方人员强力施压；刚果（金）要求中资公司华刚矿业重新谈判合同，提高基础设施回报比重。

3. 地缘政治背景使中国更易成为“替罪羊”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正逐渐成为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冲击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美国与欧盟近年来大力推进“对华去风险化”战略，强调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华依赖，并通过舆论引导、外交施压、援助附加条件等方式，间接推动非洲国家在外资政策上进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美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合作往往进行选择性报道甚至恶意抹黑，以削弱中国的道义形象与影响力，加剧非洲民众与精英群体对中资企业的质疑与抵触情绪。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初衷是推动“互利共赢”，但在部分国家，中资企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指责为“未能有效带动当地就业”“本地参与不足”“制度透明不够”，以及“忽视环保”等问题。这类引导性的批评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进而加剧非洲民众与公民社会组织对资源“外流”的担忧，对中国企业的抗议活动也愈加频繁。

另一方面，一些新上台的非洲政府在谋求政策自主性与国际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在中方项目上施加更多审查与压力。相比法国、英国等传统宗主国通过援助体系和安全机制建立的间接影响力，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拓展更快、涉足领域更广，项目体量大、落地速度快，因而也更容易在政策变动中成为首要调整对象，甚至被视作象征性“替代靶标”。

04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对中非关系的系统性影响   

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不仅在经济层面带来直接成本，也对中国在非洲的多维战略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特别是在战略安全、能源保障以及政治风险管理等方面。

首先，投资风险显著上升。传统以政府间协定为主导的合作模式在政权更替时不再稳固，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项目面临更高的风险溢价。其次，供应链稳定性受到冲击。中国新能源战略在原材料层面对非洲高度依赖，尤其是在钴、锂、铝等关键矿产资源上，而非洲国家通过资源民族主义手段限制原矿出口、优先供应本国市场，导致中国企业必须转向海外建厂、就地加工或寻找替代来源，增加了供应链复杂性。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亦受到波及。在西方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叙事框架中，中国在非洲的资源开发项目常被贴上负面标签，损害了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形象与公共外交效果，间接制约了中非合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与此同时，非洲国家频繁审查中资合同并推动再谈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性信任，影响中国企业对非洲法治环境和契约稳定性的预期。

05  结论与建议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自殖民独立时期萌生，此后经历了多轮发展高潮，其本质是资源主权、国家发展诉求与国际力量博弈的交汇。当前这股力量的新一轮抬头，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资源进口国构成挑战，也推动了非洲资源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资源民族主义正倒逼中国对传统对非合作模式作出战略性调整。它并非一时之变，而是非洲国家主权意识觉醒与发展诉求强化的系统性体现，呈现出日益长期化和结构化的趋势。

对此，中国企业在深度参与非洲资源开发过程中，亟需充分认识这一变局的复杂性，及时优化合作策略：一是推动资源产业链纵深发展，从传统采矿、采油模式延伸至选矿、炼油、深加工乃至新能源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实现由资源导向向产业合作导向的转型；二是提升合同合规性与契约透明度，加强法律审查、对接国际标准，建立应对政治变动的风险防控机制，增强项目的政策适应性与韧性；三是强化本地化合作机制，重视人才培养与社区参与，拓展与当地政府、企业及民众的深度合作，夯实中非互信基础；四是加大社会责任投入，回应非洲民众在环保、就业、社区发展等方面的期待，优化中资企业在非形象。

在战略层面，中国有必要构建更具前瞻性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将绿色转型与共同繁荣纳入中非资源治理议程，并积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参与区域政策协商与平台建设，借助非盟、联合国开发体系等多边机制提升中方在非洲资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制度塑造能力，推动中非合作迈向更加平衡、包容与可持续的新阶段。

【本研究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资助编号：GZC2024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