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2026年1月16日

编译：尧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每年一月的非洲首访，都会为当年的中非关系定下基调。这一始于1991年的外交传统，使得本次访问成为王毅自2013年以来第63次踏上非洲大陆。此访旨在推进以下五项议程：

——在2027年刚果（布）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之前，加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2024-2027年行动计划》；

——巩固关键矿产供应链；

——深化政党间与政府间关系；

——扩大安全合作与军事现代化；

——在全球层面争取非洲对中国更广泛地缘战略倡议的外交支持。

这些优先事项凸显了中国寻求将其在非洲的经济、安全和外交利益协同推进的策略。

相比之下，非洲国家集体的政策目标仍不够清晰。为帮助解读非洲视角与战略权衡，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采访了负责协调非洲联盟对外伙伴关系（包括对华关系）的非洲联盟官员弗雷德·恩戈加（Fred Ngoga）大使。

问：非洲国家在对华关系中的主要优先事项是什么？

答：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从注重援助和基础设施，转向一个与《2063年议程》和长期发展目标更契合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个核心优先事项是让债务更具可持续性和可管理性。虽然所有经济体，包括发达经济体，都依赖借贷，但我们在非洲支付的利率要高得多，这挤占了原本可用于教育、社会服务和投资的宝贵资源。通过G20共同框架、G20非洲契约以及双边机制，非洲国家正与中国合作，进行债务重组、再融资、免除无息贷款以及货币转换。降低利率、缓解偿债压力无疑是双赢之举，它既能改善非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能降低非洲国家对华债务的违约风险

非洲的债务存量中，私人债务约占43%，多边债务占34%，双边债务占23%，中国是最大的双边债权人。非洲国家正寻求获得更多优惠低息融资，并避免导致1990年代债务危机的昂贵贷款。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管理不善的债务会损害国家主权和发展韧性。

工业化和价值链提升现已主导中非谈判，这对非洲而言是一个战略问题。鉴于全球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需求重燃，这一问题变得尤为重要。非洲各国政府正在抵制旧的、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的“资源攫取”模式。

许多国家政府正鼓励本地制造、组装、技术转让以及融入全球供应链。纳米比亚计划到2025年将约10万辆汽车改装为电动汽车；埃塞俄比亚在禁止进口新的内燃机车后，目标是在2030年前拥有50万辆电动汽车；肯尼亚目前正在制造自己的电动汽车，他们仅从中国进口电池组件，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实现全周期制造。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组装电动巴士、摩托车和公共服务车辆。各国正在制定政策，要求外国（包括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更多技术转让，以促进本地生产、激励关键矿产的价值链提升，并建立新的供应链。

基础设施合作越来越紧密地与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下的区域一体化目标挂钩，纠正了过去大型项目缺乏协调性的问题。在上述所有领域，非洲政策制定者正在展现更强的主体能动性，以确保中国的投资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问：非洲国家在将这些优先事项纳入中非合作论坛议程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

答：通过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国家在推进自身优先事项方面取得了不均衡但有意义的进展。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我们将债务可持续性置于讨论的中心，敦促融资模式超越高息商业贷款。中方回应称，愿重组或取消部分双边债务，并表示对绿色债券和混合融资等更灵活的金融工具感兴趣。不过，将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和成果，这个过程本身就需要时间，因此各国推进的速度自然有快有慢。

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果。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等国获得了中方对特别经济区、工业园和本地加工厂的更多支持。这些项目越来越多地与非洲的价值链提升和创造就业目标相一致，而非仅仅服务于中国的出口需求。然而，贸易多样化方面进展滞后。非洲国家欢迎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给予免关税待遇。然而，许多国家在对华出口时仍面临巨大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植物检疫限制、繁琐的海关程序和薄弱的物流，尤其是在农业和纺织品领域。

安全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非洲代表团强调了恐怖主义、海盗和地区不稳定等威胁。中国承诺提供更多的维和培训、专业军事教育和后勤支持。不过，非洲国家希望避免中国承担重大的作战角色，因为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并不需要这一点。

在地缘战略考量方面，非洲的外交惯例是在主要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非洲国家将根据每个伙伴在专业领域所能提供的价值来维持军事和防务伙伴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非盟委员会，我们的战略是避免被卷入地缘战略轨道，并保持与各大国均衡合作的姿态。

在气候韧性方面，进展仍然有限。尽管我们在绿色发展上达成了共识，但从化石燃料项目转向可再生能源，将需要在未来的中非合作论坛进程中作出更强的制度性承诺。

问：非洲国家在监督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最近，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PRM）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展，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进展。这一机制最初旨在评估成员国治理水平，如今其职能已延伸至监督包括中国资助项目在内的对外合作关系的透明度与实际成效。这一转变标志着非洲正在系统性地将外部投资监督纳入本土治理框架，体现出从被动接纳向主动管理跨国合作的整体演进。其目的是确保这些伙伴关系支持国家发展和全非战略重点，同时符合透明度和问责标准。在非洲大陆层面，非盟委员会与中方对应部门合作，监督中非合作论坛承诺的落实。

不过，这些联合监督机制常常受到官僚效率低下和公众能见度有限的困扰，这削弱了其可信度，降低了其有效影响政策的能力。

非洲国家层面也相继推出了配套举措。肯尼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设立了部际特别工作组，专门监督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机构跟踪项目进展、执行合同条款并评估社会经济影响，但其效果差异很大。许多工作组面临挑战，包括机构能力薄弱、政府施政重点转移以及难以获得可靠数据。

除了官方努力，非洲的智库、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审视中非合作方面也越来越积极。其中一些组织直接与非盟合作，提供研究见解、加强监督框架并支持公共问责。他们的分析经常强调环境风险、劳工实践和财务透明度等问题，这些往往是大规模外资项目中引发担忧的领域。

尽管如此，民间社会组织仍面临重大障碍。许多双边协议，包括涉及中国融资的协议，仍然不透明。有限的数据获取渠道（无论是来自非洲政府还是中国合作方），制约了调研机构开展系统性评估的能力。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参与加强了公众监督，鼓励外国合作伙伴更负责任地参与，并强化了非洲对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成果的要求。

问：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盟发展署及其他非盟机构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盟发展署通过将中国资助的项目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等大陆性优先事项对接，确保其支持区域一体化而非孤立的国别项目，从而在协调非洲对华交往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着中国在非洲科技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非盟发展署也正在向数字治理领域扩展，起草关于网络安全、数据保护、隐私和数字主权的初步指导原则，尽管执行力度仍然有限。在教育和技能发展方面，非盟发展署和其他非盟机构正通过促进联合研究中心和大学伙伴关系来加强长期机构能力建设，而非仅仅依赖短期培训项目，从而逐步提高中国奖学金（中非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的影响力。

问：非洲国家希望在哪些领域加强对华安全与军事合作？

答：中非安全合作正在扩大，但非洲国家谨慎应对，主要集中在非战斗性支持领域。海上安全是一个关注的领域，非洲国家希望从中国获得巡逻艇、监控系统和技术培训，以帮助保护几内亚湾、红海和莫桑比克海峡等脆弱水道，但这并未影响非洲国家与其他外国伙伴达成的海上安全协议。

中国还为非盟和联合国领导的各项维和行动提供了资金和后勤支持，包括在非洲之角、萨赫勒和中非共和国的行动，这支持了区域稳定努力。专业军事教育已成为另一个合作领域，因为非洲国家有兴趣扩展其军队的技术能力。除此之外，一些非洲国家政府正在探索在网络安全防御、边境监控以及日益增多的联合防务制造方面获得中国的帮助。

然而，总体而言，非洲领导人仍然谨慎地保持与中国及西方伙伴的平衡防务关系。因此，我会说合作仍然是务实的、有限度的，并以技术需求为重点。正如我之前所观察到的，过度军事化的中非关系并不真正符合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问：在更广泛的关系中，非洲国家能提供什么？

答：中非关系常被视为单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复杂的伙伴关系，中国在许多关键方面也严重依赖非洲。我们供应对中国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高科技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产。

但我们正更坚定地要求通过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本地加工和工业化，保留更多价值，这不会一蹴而就。中国在精炼和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对寻求进入高科技产业的非洲经济体构成了重大挑战。

然而，进步是可以实现的。非洲第一家电动汽车电池超级工厂预计将于2026年在摩洛哥投产。赞比亚和刚果（金）在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跨境特别经济区以吸引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卢旺达通过中国企业与非洲首家电动运输能源公司Ampersand Energy之间的严格技术转让协议，正在追求全周期的电动汽车制造。与此同时，至少有13个非洲国家已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特定关键矿产，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非洲大陆进行价值提升。非盟也在协助建立一个关键矿产生产国协会，以增强集体议价能力。

非洲的全球代表性实力进一步增强了其影响力。拥有54票和强大的集团投票传统，非洲国家构成了联合国大会、77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中最大的投票集团。这种集体分量使非洲国家能够鼓励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存在广泛共识但进展缓慢的全球优先议题上作出让步。

人口结构是另一个影响力来源。非洲快速增长且年轻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5亿），正在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新兴消费市场之一。在稳定和良好政策的支持下，这支年轻的劳动力大军可以吸引更多中国制造业转移到非洲，这与中国自身几十年前采用的发展战略相似。

最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地区，非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体现在其作为G20的永久成员被纳入其中。中国常常将其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描绘为专注于互利共赢和尊重国家优先事项的“全球南方”共同议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非洲政府也拥有可以塑造合作方向的杠杆点。

推进这些优先事项和政策选择，将有助于界定中非关系的经济、外交和发展特性，并强调非洲是一个拥有自身主体能动性的战略伙伴。

问：未来10-20年，非洲国家希望将中非关系引向何方？

答：展望未来，非洲国家旨在将其与中国的交往重塑为一个更加平衡、更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这将是我们在2027年9月回到非洲举行的第十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重点。虽然中国的融资和项目管理交付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但也造成了限制非洲自主权的依赖性。非洲政府打算转向一个共同发展模式，在其中发挥设定优先事项和决定结果的核心作用。这种框架已经通过非洲多边金融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进出口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联合融资安排奠定了基础。

我们希望在明年前往布拉柴维尔参加第十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以及2030年赴北京时看到的一个关键转变，是基础设施的共享所有权和融资。非洲参与者必须参与到能分散风险、责任和利润的合资企业中，而不是主要依赖中国的贷款和承包商。这将加强本地技能，提高可持续性，并优先考虑支持本地经济的基础设施（如工业园区、物流枢纽和技术中心），而不是大型独立项目。

非洲领导人正认真考虑加速能刺激就业创造和创新的投资伙伴关系，这包括扩大对金融科技、农业科技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专家、青年初创企业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加强私营部门将促进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

在贸易方面，我们希望一个基于价值链提升的更平衡的交换。工业政策改革以及诸如非洲大陆自贸区之类的区域一体化倡议旨在推动非洲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涵盖教育、联合研究和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科技等新兴技术的知识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支持这一转变。

透明度和治理将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公众对监督的需求增长，非洲政府需要更强大的机构、更清晰的规则和积极的民间社会参与，以确保中国的投资符合国家优先事项。

最终，目标是在相互尊重、可持续增长和长期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成熟、公平的伙伴关系。

原文题为：What to Expect from Africa-China Relations in 2026

原文链接：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africa-china-relations-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