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借外部合作构建非洲内部市场

作者：Kakuru Dassy、谢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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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洲正处于经济一体化与繁荣新纪元的关键节点，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支撑这一未来的核心支柱。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于2018年正式启动，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大举措，旨在为非洲大陆构建一个统一商品和服务的内部市场。非洲大陆生产总值超3万亿且预计到2050年人口到25亿，由此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做出意义重大的承诺：它将打破殖民时代遗留的壁垒，激活非洲内部贸易，并推动工业化进程。这项覆盖全非洲的协议旨在成为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助力非洲国家充分利用他们的凝聚力，在全球舞台上更具竞争力。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宏伟愿景，必须克服一个根本性的障碍：非洲长期存在的巨大基础设施缺口。公路、铁路、港口和能源电网的不完善，意味着在非洲国家之间货物运输要比向其他大陆出口更困难、成本更高。这一物流短板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可能会动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实现自由贸易愿景的根基。 

解决这一基础设施缺口所需要的资金和专业知识的规模，非洲国家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目前都尚未能完全调动这样的资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股外部力量即“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于2013年正式推出，是一项覆盖广泛的全球发展战略，目的是在亚洲、欧洲以及日益增多的非洲国家间打造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网络。在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资助并承建了一系列关键项目，从蒙巴萨-内比罗的标准轨距铁路到吉布提港口均在其列。“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大陆的参与，绝非零散项目的简单集合，它是非洲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主要来源。非洲对互联互通的需求，与中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战略性支持形成利益交汇，构成了一种极具吸引力却常被忽视的联动关系。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相交汇形成的战略联动关系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为统一市场提供重要的法律和管理的框架，进而产生了对无缝跨境互联互通的需求。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上述互联互通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尽管并非毫无复杂因素与风险。这一联动关系还构成了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案例，非洲内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到外部合作的影响。本文认为理解这一动态关系，对于理解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既蕴含着巨大机遇，例如加速项目实施、扩大贸易流动，也存在着重大挑战包括对主权的担忧以及依赖单一外部合作伙伴的长期战略隐患。通过审视这一关键交叉领域，我们能更好的理解非洲掌控自身命运的愿景，或许与一个全球大国的行动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塑造未来一代的经济格局。 

02

当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遇上"一带一路"机遇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所承载的宏伟愿景即打造一个统一、一体化非洲市场，其根基却并不稳固。尽管协议中勾勒了贸易无缝衔接、商业无摩擦流通的未来，但与非洲当下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非洲大陆的割裂并不只是由关税造成的，更源于物质和数据基础设施的严重缺失。这个缺陷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成功路上的最大的障碍，它虽无形，却极具威慑力，不仅让自由贸易协定的红利大打折扣，还延续着殖民时代遗留的贸易格局。非洲的基础设施在规模和范围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令人震惊的。非洲的运输网络极度落后，阻碍了货物与人员的流动。在人口占比极高的广阔的农村地区，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距离硬化公路两公里以内的区域。这绝非单纯的“不便”，更是一道经济瓶颈，其使得运输农场品至市场或者运输原材料至工厂的成本高到令人却步。非洲大陆的铁路密度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小部分，这一数据也醒目地提醒着人们，即非洲现有的铁路网络多为殖民时期 “资源掠夺”而建，而非服务于泛非一体化。同样，尽管非洲的港口已经在改善，繁琐的流程与漫长的清关时间仍是待解决的难题，这使得许多非洲国家与前殖民国开展贸易，反而比与邻国贸易更便捷、成本更低。 

这种基础设施的落后甚至延伸到经济实力的核心动力来源——能源领域。超过6亿的非洲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而电力是工业化的根本前提。没有可靠的、负担得起的电力，工厂无法运转，企业无法扩大规模，发展增值制造业的潜力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非洲大陆的总发电量仅为90千兆瓦，这个数字相当于韩国这一国家的水平。这种能源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也使得许多非洲企业无法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参与竞争。作为21世纪商业发展引擎的数字领域，也面临着类似困境。尽管移动手机普及率大幅提升，但互联网接入仍仅限于少数人口。这种数字鸿沟导致电子商务、数据贸易平台和线上服务无法广泛普及，然而其对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繁琐的贸易便利化程序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简单的过境行为因官僚制度和人工操作要耗费数天时间。这种制度性阻碍不仅大幅增加了成本、延长了时间，还抑制了非洲内部贸易的发展，导致非洲大陆的贸易流向始终偏向外部。 

这种基础设施缺口的集中显现，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核心挑战。该协议能够为统一市场制定规则，但如果没有连接市场的实体交通干线作为支撑，这一愿景终究只是纸上谈兵。据估算，填补这一基础设施缺口每年需投入1000亿美元，这一总和远远超过了非洲各国政府目前的独自承担能力。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谁为建设“新非洲”提供所需资金、技术、专业知识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角色不止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更是一股截然不同的中坚力量。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一带一路”倡议的体量无可比拟。中国自2013年以来已经为非洲项目承诺投入超3400亿美元，这个数目令传统的发展援助相形见拙。这些并非小规模、零散的项目，而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工程，例如肯尼亚的标准轨距铁路，其大大缩短了内罗毕至蒙巴萨的时间，或者是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为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打通了重要港口的通道。这些投资直接解决了导致非洲市场割裂的互联互通缺口。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规模与速度。不同与传统捐助方那种常见的零散式模式，“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以互联互通的通道网络为设计理念，与整个非洲大陆范围内市场的构建逻辑高度契合。这种宏观层面的规划思维正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所需要的。而且，中国企业在项目落地效率上有着成熟的实践记录，完成大型基建项目只需要传统开发金融机构所需的时间的一小部分。这种加速至关重要，因为非洲若想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根本无法承受让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耗费数十年时间的等待。不仅仅是建造，“一带一路”项目也促进技术转移和金融创新。中国企业经常为当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配套培训项目，这是培育本土长期发展能力的关键一步。“一带一路”倡议采用从优惠贷款到混合融资的多元融资机制，这种灵活性能够规避西方传统发展援助中僵化的机制约束。在这种情形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应对非洲最具紧迫性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且可行的解决方案。从本质与规模来看，它为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数据和监管框架提供实体支撑创造了独特机遇，进而促进非洲愿景与强大外部合作的联动交汇。 

03

从联动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非洲对于一体化愿景和中国全球互联互通倡议的一个独特交汇。要真正地利用这种关系，非洲国家必须摆脱“被动受援者”的身份并转变双方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关键在于利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集体议价的能力，引导并塑造“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方向，确保其与非洲大陆的长期发展目标相符合。 

1. 打造协同未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 

非洲的核心目标是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统一平台，主导与中国合作的条款设定。这意味着非洲要从被动的、逐个项目应对的模式，转向主动的、协同的、覆盖全非洲的战略。而不是个别国家单独谈判协议，而是借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构建统一阵线。非洲各国异口同声，就能提出清晰统一的非洲大陆基础设施愿景，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大陆内部贸易和一体化这个目标服务，而不是简单的促进原材料的出口。 

这一转变需要制订非洲大陆基础设施的总体发展规划。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议定书》与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为此提供了理想蓝图。非洲各国可通过明确交通、能源、数字网络中的关键区域通道和“缺失环节”，形成对投资的一个清晰的方案。例如，与其在两个国家分别建设互不连通的港口与铁路，不如通过一份总体规划，制定出一条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通道，通过单一协同项目，将内陆国与重要港口连接起来。这种战略协同能确保每一分“一带一路”投资，都直接用于打造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实体基础设施核心。 

此外，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强化债务管理与提升合同谈判能力的基础上。非洲的机构与政府需培养专业能力，用以审查贷款协议、协商优惠条款，并确保合同具备透明度与问责性。具体而言，这包括推动制定公平公正的仲裁条款，以及要求开展全面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现有信息显示，非洲对这一需求的认知正不断提升，区域机构在引导外国投资方面也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案例研究：蒙巴萨-内罗毕标准轨道铁路 

非洲发展的叙事是一幅多维度图景，由地缘政治力量的交汇，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和历史遗产所共同塑造的。如今，这一叙事的核心，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动态交汇。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与非洲的合作多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形式，而中国的合作方式则常以大型、具有变革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为显著特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旗舰项目——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并结合另一个成功案例——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可为理解这一新发展模式的变革潜力提供极具说服力的视角。 

肯尼亚的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模式下速度与效率的有力证明。该项目绝非单纯修建一条铁路，而是对一个国家物流主干网络的重新构建。其规划初衷，正是为了解决长期制约当地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缺口。该铁路由中国国有企业承建，项目实施速度惊人，展现出的效率水平，是传统发展模式往往难以企及的。这条铁路大幅缩短了从肯尼亚主要港口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货运时间，将原本的24小时以上缩短至仅8小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运输时间缩短，不只是数据上的提升，更是对该国物流能力的根本性增强，显著优化了人员与货物的流通效率。此外，蒙巴萨-内罗毕公路的拥堵状况也因标轨铁路得到大幅缓解，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还减少了公路交通的碳排放量。这条基础设施还催生了一条全新的经济走廊，带动沿线配套服务业与产业的发展，同时为这个处于增长期的经济体，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现代化、高可靠性交通连接。 

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的影响远不止于单纯的物流层面。它已成为肯尼亚现代化与进步的象征，有力彰显了该国欲成为东非核心经济枢纽的愿景。该项目的成功，在于其能够以大规模、综合性的方案，解决核心发展需求。中国模式聚焦高影响力基础设施项目，为肯尼亚经济带来了切实、显著且立竿见影的效益。这种以直接投资与建设为核心的合作方式，与西方传统援助常有的零散化、附加条件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这条铁路还促进了货物的顺畅流通——这正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原则之一，充分印证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项目，如何在实践中为更广泛的非洲大陆一体化议程助力。 

3. 与西方发展援助的对比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成功，为重新审慎评估西方长期以来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形式的对非发展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背景。数十年来，官方发展援助一直是西方与非洲合作的标志性方式。尽管其初衷往往是善意的，但这类援助的实际效果始终是广泛争议的焦点，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与非预期后果。西方援助最受诟病的一点，在于其附加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常迫使受援国推行特定的政治或经济改革，例如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要求下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尽管该计划宣称旨在促进经济稳定，却往往带来严重且有害的社会影响。其导致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经费被削减，国有企业被强制私有化；而私有化又引发了大范围失业，导致公共部门日渐萎缩。 

加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案例，便是典型例证。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加纳被迫推行市场自由化，并将关键国有企业私有化。然而，承诺中的经济繁荣并未实现，相反，该国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失业问题。这种援助模式还常常催生 “依赖综合征”——许多非洲国家对持续的外部援助产生依赖，进而失去了发展稳健、自主的国内收入来源的动力。此外，与铁路、港口这类可见且具有变革意义的基建项目不同，西方援助计划的成果往往难以量化感知，最终导致援助循环反复、长期经济转型乏力的局面。尽管治理改革与政治条件很重要，但对它们的过度关注，反而忽视了非洲国家对实体基础设施的根本需求，而实体基础设施才能真正释放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 

此外，西方发展援助一直备受批评，其驱动力更多是援助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非受援国特定的发展需求。援助有时被用于扶持立场友好但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权，或资助那些经济价值极低、却与援助国政治议程相符的项目。这种做法会导致资源配置错位，无法解决受援国最紧迫的发展难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模式聚焦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受援国提供了可用于自身经济增长的实体资产，为构建更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这一对比凸显了两种模式的根本差异：西方模式往往侧重于制度改革与治理改革，而中国模式则将打造实体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催化剂，置于优先地位。 

综上所述，通过将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与西方援助的历史记录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能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全球发展格局的演变。标轨铁路与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的实践表明，大规模、经过战略规划的基础设施项目，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区域一体化与贸易便利化的强大动力。这些项目标志着一种发展范式的转变：从以附加条件和制度改革为基础的援助模式，转向以实体资产直接投资为基础、创造新经济现实的合作模式。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修建铁路——更在于连接市场、刺激产业增长，以及为非洲构建更一体化、更繁荣的实体经济脉络。通过聚焦契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实体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倡议正为非洲经济转型提供一条强有力的新路径，这条路径正在重塑21世纪非洲的物流格局与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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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互联互通领域的新瓜分浪潮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是当前非洲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特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代表着非洲为打造统一、自主的经济强国所付出的集体卓越努力，是非洲实现自主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该倡议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能否填补非洲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正是在这一需求缺口下，中国凭借其规模庞大、推进迅速的“一带一路”倡议挺身而出，为非洲提供资金与专业技术，建设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迫切需要的经济动脉。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交易，而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联动机制：它既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协同潜力——“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力，能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构建新经济秩序提供实体基础；但同时也伴随着与债务、透明度及主权相关等风险。本文分析得出的核心启示是：这一合作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非洲能否有效彰显其自主能动性。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最终成功，不取决于中国的意图，而取决于非洲的战略应对。未来的出路在于非洲各国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作为统一平台，为打造互联互通的非洲大陆提出集体愿景。非洲必须引导 “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流向符合自身优先需求的项目，而非仅仅服务于外部力量的需求。这便是新的互联互通的争夺——这场努力既要构建支撑非洲经济未来的实体基础，又要确保基建合作的条款不损害非洲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两条平行的倡议，而是两股强大的力量：二者的互动要么催生共同繁荣的新格局，要么引发极具破坏性的动荡。非洲能否娴熟且审慎地驾驭这一复杂、关键且关乎人的合作关系，将决定其自身的命运。 

作者简介：

Kakuru Dassy，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博士研究生；

谢丽琼，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