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言
“非洲-欧洲世纪”这一构想展望了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洲和欧洲将利用其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全球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从而重塑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建立在数十年峰会、贸易协定和投资倡议合作基础上的欧盟-非洲伙伴关系，有潜力通过利用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领域的互补性来实现这一愿景。无疑，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是最关键的国际关系之一，它不仅塑造着两个大陆的未来，也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其关键性源于历史、地理、共同挑战和相互机遇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创造了深厚的经济、语言和政治联系，但也留下了剥削和失衡的遗产。这段历史赋予了欧洲支持非洲公平发展和纠正历史不公的道义与伦理责任，从而开创一个以相互依存、人口互补以及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存关系为特征的新时代。然而，这一未来的实现并非必然。它需要对当前的伙伴关系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评估，需要直面残留的新殖民主义思维定势，并需要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通过利用非洲的人口红利来解决欧洲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并在共赢的发展议程的基础上培育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两个大陆有望释放前所未有的共同繁荣。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增长的市场，这为欧盟利用其庞大的工业能力实现增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样，非洲和欧盟都面临着气候变化、移民和安全等类似挑战，因此，合作——而非竞争或孤立——是双方伙伴关系中更务实的选择。
02 欧盟-非洲经贸伙伴关系的近期历史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这一主流世界观深刻影响着非欧关系。这种观点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并在19世纪盛行，它将欧洲视为全球事件的中心、世界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以及普世价值和理性的承载者，却贬低或忽视了非西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知识框架为对非洲和亚洲进行等级制征服提供了"合理性理由"，也强化了欧洲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随着欧洲军事、贸易和宗教势力的扩张而不断增强。作为对此的回应，"非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学术和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它提出了一种以非洲裔人民历史为中心的世界观，并寻求从历史上非洲人民和政治实体的视角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纠正被欧洲中心主义学术学科所长期延续的错误和迷思。
非洲中心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或文化上的逆流；而是欧洲数世纪以来“在思想概念与哲学理念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所引发的直接、必然结果。一个致力于颠覆既定历史等级制度的运动的存在，反映了在打破单极世界观过程中一个必要但复杂的阶段。像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这样的学者所提出的批评——即非洲中心主义有可能用一种"同样种族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课程"来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突显了即使在试图打破等级模式时，要超越它也困难重重。这意味着，要真正实现“欧非世纪”，不仅需要权力格局的转变，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知识与历史的构建和传播方式——从“零和博弈”式的等级视角，转向多元中心的协作视角，让不同叙事得以共存，无需争夺单一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长期以来，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始终带有“援助方-受援方”的鲜明印记，且植根于殖民历史；近年来，这一关系发生了重大演变。新趋势显示，双方正战略性地转向以共同利益、地缘政治必要性和竞争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这一转变的推动力，源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优先事项的调整，以及气候变化、移民、数字转型等全球挑战的共同作用。
03 关键驱动因素
欧盟-非洲伙伴关系的演变并非自发，而是对多重强大驱动因素的战略性回应。未来世纪最根本的结构性驱动因素是非洲与欧洲之间显著的人口差异。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接近2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5%以上；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可能达到近40%。这一增长如此显著，以至于预计未来三十年内全球人口增长过半的八个国家中，有五个在非洲。这一增长规模极为显著——未来30年，全球超半数人口增长将来自8个国家，其中5个在非洲。与之相反，欧洲是全球人口增长最慢的大洲，2000-2050年人口预计减少4%。这种差异导致了严重的年龄失衡：非洲人口平均年龄不足20岁，欧洲则超过42岁。这种人口互补性——欧洲的危机与非洲的机遇在此交汇——形成了长期压力，要求双方制定政策框架以推动互利移民。若无法妥善应对这一趋势，将导致“双输”局面：非洲面临人口负担，欧洲则遭遇经济放缓。2015年移民危机让“非正规移民”问题深刻烙印在欧洲政治意识中。在国内政治压力推动下，欧盟成员国将管理移民流动列为对非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使得双方伙伴关系呈现出“安全化”特征——发展援助日益被用作在边境管控、重新接纳协议及阻断移民中转路线方面的合作。同样，萨赫勒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圣战组织叛乱活动的蔓延，直接威胁到欧洲的安全，使得稳定和反恐合作成为不容商量的优先事项。
推动更强有力的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地缘政治竞争和对影响力的争夺。其他全球大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促使欧盟重新考虑其与非洲的关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大规模、“不附加条件”的基础设施贷款，对欧盟“基于规范与附加条件”的合作模式构成挑战；而俄罗斯通过扩大安全伙伴关系，正迅速重塑非洲的政治联盟格局，使其逐渐脱离欧洲主导。
第三个驱动因素围绕经济必要性。非洲的经济潜力毋庸置疑。其庞大且年轻的人口既代表着一个未来的市场，也代表着一支潜在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非洲拥有全球30%以上的矿产资源，其中包括数字革命与绿色革命所必需的关键矿产（钴、锂、铂及稀土元素）。欧盟要实现其战略自主和雄心勃勃的《欧洲绿色协议》，就需要安全、可持续地获取这些关键原材料。这一经济需求要求双方建立更深层次、以投资为核心的伙伴关系，摆脱传统援助模式的局限。
最后，非洲的自主性与对平等的诉求，促使欧盟采取行动。一个关键的内部驱动因素是非洲各国领导人与机构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在非洲联盟的引领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现代化倡议应运而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旨在建立单一的自由化市场，推动非洲内部贸易与工业化进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愿景，是扭转非洲长期依赖未加工初级产品出口的局面，这也体现了非洲对“平等伙伴关系”日益强烈且统一的诉求。非洲领导人明确反对家长式作风，并巧妙利用地缘政治竞争为自身争取更有利的合作条件，坚持要求伙伴关系必须符合《非洲2063年议程》等核心框架中明确表明的非洲自身优先事项。如今，欧盟已无法单方面制定规则，必须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04 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成果
1. 贸易便利化
欧盟-非洲经济与贸易伙伴关系是双边合作的基石，它利用互补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该伙伴关系植根于《科托努协定》及其后续的《欧盟-非加太组织伙伴关系协定》等协议，以及欧盟-非洲峰会的各项倡议，对非洲至关重要，它有助于非洲应对经济挑战、扩大贸易、推进《2063年议程》目标的实现。欧盟已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关键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生效的《欧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国98.7%的出口产品可免税进入欧盟市场。受此协定推动，南非对欧盟的柑橘出口每年价值达12亿欧元，实现显著增长。《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升了非洲的出口竞争力，推动非洲经济摆脱对原材料的依赖，增加外汇收入。例如，2016-2022年间，纳米比亚对欧盟的牛肉出口增长20%，既改善了农村民生，也为国家财政创收。
2. 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2019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动后，欧盟为其提供技术与财政支持，助力打造一个覆盖13亿人口、潜在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支持措施包括为贸易谈判与海关体系建设提供能力建设援助：2020年，欧盟推出7400万欧元项目支持贸易区的实施，为非洲谈判人员提供培训并协调贸易标准；2022年，欧盟与尼日尔签署3亿欧元合作协议，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贸易区的实施提供配套支持。这些举措对非洲至关重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有望将非洲内部贸易占比从2022年的17%提升至2030年的30%，减少非洲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此外，欧盟的支持还推动了非洲经济多元化与工业化进程——这对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目前，非洲每年需新增1500万个就业岗位，而当前年均仅能创造约300万个。
3. 基础设施建设
据非洲开发银行数据，非洲每年面临680亿至10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数字、能源、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非洲经济增长的关键。欧盟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倡议正是这一方向的体现——作为欧盟的全球投资战略，该倡议计划在2021-2027年间动员高达3000亿欧元，用于全球可持续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这标志着欧盟对非合作从“纯援助”转向“投资导向型合作”，有望填补非洲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其中1500亿欧元专门用于非洲的基础设施、数字、气候与卫生项目。2022年欧盟-非盟峰会期间启动的“全球门户”倡议，已动员大量投资：2023-2025年间，双方已确定138个旗舰项目，涵盖交通、数字联通等领域。这些项目旨在提升贸易效率与区域一体化水平，例如非洲11条战略性交通走廊的建设。欧盟还通过“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EFSD+）等机制推动私营部门参与，降低投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流入非洲——目前非洲仅吸纳全球3%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4. 聚焦绿色转型
非洲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太阳能、风能等）与青年劳动力，是绿色与数字创新的潜力枢纽。如今，非欧伙伴关系已成为欧盟绿色战略的核心。2022年欧盟-非盟峰会提出“绿色联盟”（Green Alliance），欧盟正积极与非洲各国建立“关键原材料伙伴关系”，以确保获得必需矿产资源。这一合作有望实现互利：非洲可获得采矿与加工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价值链地位并创造就业；欧盟则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欧盟的“欧洲绿色新政”与非洲发展优先事项相契合，都强调绿色增长、可持续能源与气候韧性，例如“非欧能源伙伴关系”（AEEP）致力于推动非洲实现全民可负担的可持续能源获取。欧盟推动的绿色氢能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如“非洲可再生能源规模化”运动），既体现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也有助于解决非洲能源获取不足的问题。
5. 青年与公民社会参与
欧盟-非洲伙伴关系日益重视青年与公民社会的变革推动作用。2022年“非欧周”（Africa-Europe Week）、2024年行动中的青年：“为未来融资”论坛（Youth in Action “Finance the Future” Forum）等活动，体现了双方将青年纳入伙伴关系构建的努力。“非盟-欧盟青年合作中心”（AU-EU Youth Cooperation Hub）与“非欧公民社会论坛”（Africa-EU Civil Society Forum）为双方对话提供平台，就可持续金融、治理等议题提出可操作建议。
这些举措顺应了非洲年轻的人口结构——非洲人口中位年龄比欧洲低14岁，旨在增强青年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然而，这些论坛的建议往往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且非盟在议程制定中相对被动，反映出双方决策权力的失衡。这也引发了疑问：此类参与究竟是象征性举措，还是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行动？
6. 加强政治对话
双方伙伴关系的演变推动了高层定期对话，如“欧盟-非盟部长级会议”及即将召开的2025年“欧盟-非盟峰会”。这些平台深化了政治对话，但非盟议程制定权有限的问题，仍凸显出伙伴关系的不平等性。
7. 数字转型
这是另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投资于诸如“蓝色拉曼”（Blue Raman）海底光缆等项目，以增强欧洲、非洲和印度之间的连通性。这些努力旨在弥合非洲的数字鸿沟并促进创新。然而，非洲利益相关方担心这些倡议可能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利益，如能源安全，而非当地的工业能力。
05 对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批评
尽管双方在口头上强调“战略性”“平等伙伴关系”，但两大联盟的合作仍因“局限且缺乏战略方向”而广受批评。双方关系在本质上仍以欧盟为非盟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为核心特征。部分非洲领导人对欧盟的“新殖民主义”态度仍存担忧——尽管欧洲领导人已全力推动构建积极的对非关系框架，但几乎每一项合作支柱都面临激烈批评。双方关系常呈现“单向议程设定”模式：欧盟将自身内部优先事项（如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强加于对非关系中，却忽视了非洲更关注的议题（如农业、非正规经济）。
阻碍非欧建立更可持续关系的最大挑战，源于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与现代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控制体系。非洲国家对欧盟的意图高度警惕，这一心态掩盖了双方追求进步的真实呼声。
近期非洲对法国的抵制（表现为法国撤军、反法抗议及转向新全球伙伴），大幅削弱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的终结，反映了非洲对主权的诉求与对新殖民主义格局的反对。尽管法国正通过新战略调整应对，但它已难以恢复在非洲的主导地位，这将对法国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产生长期影响。
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也引发激烈争议。批评者认为，援助未能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减贫。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中指出，传统援助是一种“癌症般的顽疾”，它滋生腐败、造成依赖，而非促进可持续增长。莫约提出的数据显示：过去50年间，欧洲向非洲提供了超1万亿美元发展援助，但非洲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增长成效甚微；而那些获得援助极少的亚洲国家，如今反而更加繁荣。她认为，这类援助引发了“道德风险”——腐败领导人可轻易挪用资金，损害本土经济活动与公民社会倡议。
针对欧盟具体的对非伙伴关系提议，质疑声同样存在。例如，欧盟对“绿色转型与数字转型”的强调，被认为更符合欧盟自身利益（如为绿色经济获取关键原材料），而不是非洲的迫切需求（如技能培养、技术转移）。权力失衡可能导致新的“绿色殖民主义”——非洲仍停留在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无法发展本土绿色制造能力。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这些合作协议是否包含真正的技术转移条款，以及是否支持非洲自主的价值链提升。
欧盟通过“全球门户”等倡议对非投资的倾向，也被批评为“过度偏向资源丰富地区，忽视最不发达国家”。该倡议被视为欧盟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而非真正出于利他目的的发展计划。事实上，直到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西方才开始从经济与战略角度重视非洲——此次峰会以“友谊、和平、合作、发展”为主题，吸引了5000余人参与，包括48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以及联合国、非盟等24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
风险在于，欧盟选择项目与干预措施时，优先考虑的是其地缘政治价值（如构建替代供应链），而非项目对非洲本土发展的实际影响。此外，与中国快速推进项目的效率相比，欧盟具体项目落地缓慢，也让人质疑其有效性。
06 结论
欧盟-非洲伙伴关系在向“更具战略性、投资导向型”关系转型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受限于历史失衡与优先事项分歧。欧盟对绿色转型与数字转型的重视虽符合全球趋势，却可能将自身利益置于非洲发展需求之上；对采掘业与移民管控的关注，则延续了“援助方-受援方”的旧有模式，削弱了“平等伙伴关系”的叙事基础。
非洲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非盟全球倡导等框架增强了自主性，这为重新平衡双方关系提供了机遇。欧盟应支持非洲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贸易集团——这将使非洲能够凭借其人口与资源优势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影响力，推动工业化与增值生产，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欧盟需超越“青年论坛”等象征性举措，切实增强非洲相关方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当前合作中对“工业化与技术转移”的忽视，是一个关键缺陷，它限制了伙伴关系的变革潜力。
本质上，欧盟-非洲发展伙伴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其走向受投资导向、绿色与数字转型、青年参与等趋势的共同影响。尽管“全球门户”等倡议标志着进步，但权力失衡与优先事项错位，仍制约着合作成效。若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欧盟必须将非洲的工业化置于优先地位，强化非洲本土主导权，解决结构性不满。唯有如此，双方伙伴关系才能演进为真正平等的协作，为两大洲带来可持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