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卢旺达与卢旺达的世界：区域国别研究双向构建的一个案例

【关键词】“世界的卢旺达”；“卢旺达的世界”；区域国别研究；双向构建

【作者简介】赵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卢旺达共和国的前身是尼金亚王国，地处东非内陆，直到19世纪末才沦为殖民地。1892年，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Oscar Bauman）成为第一个进入布隆迪和卢旺达的西方人；1894年，德国王家第二骑兵团中尉冯·格岑（Von  Götzen）先后抵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并于1899年在布隆迪王国都城乌松布拉（Usumbura）设立兵站，正式确立了德国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的殖民统治，从此布隆迪和卢旺达被合称为卢安达—乌隆迪（Ruanda-Urundi），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1914—1918年，卢安达—乌隆迪沦为比利时军事占领区，1918年后又先后成为比利时治下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卢旺达直到1962年才正式独立。在沦为殖民地之前，尼金亚王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与外部的接触非常有限，主要限于与布隆迪、布干达等周边王国或政治实体之间的联系。殖民话语和殖民统治改变了卢旺达的历史进程，卢旺达也随之逐渐成为“世界的卢旺达”。

（一）殖民时期（1899—1962）的种族与传统社会研究

一般而言，探险与传教是殖民帝国的前奏。然而，就卢旺达而言，探险确实是殖民帝国的前奏，而殖民帝国则是传教的前提。奥斯卡·鲍曼虽是第一个进入卢旺达的西方探险家，但对“世界的卢旺达”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斯皮克其实并没有进入卢旺达，但他是第一个用种族主义观点阐释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起源的西方人。真正在卢旺达取得探险成就的是德国探险家、殖民官员理查德·坎特（Richard Kandt），坎特不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绘制出基伍湖（Lake Kivu）地图的人，还深入卢旺达社会，并在卢旺达展开过类似于人类学的社会调研。

西方探险家、殖民官员、传教士是第一批向西方世界输入关于卢旺达“经典观点”的撰述者。德国在卢旺达确立殖民统治之后，天主教的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于1900年进入卢旺达，并于1900—1905年先后设立6个传教站，覆盖卢旺达全境。1863年，斯皮克在《尼罗河探源日志》（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中提出“优等种族征服劣等种族”理论，并认为湖间地区诸王国（包括尼金亚王国）的君主制是外来的“属于优等种族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后继的探险家、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包括理查德·坎特和皮埃尔·帕若斯（Père Pagès）等神父，都深受斯皮克的影响。帕若斯神父于1933年出版的《中部非洲的含米特王国》（Un royaume hamite au centre de l’Afriqu）、戈尔瑞（Julian Louis Edouard Marie Gorju）神父于1938年出版的《面对含米特王国卢安达》（ Face au Royaume Hamite du Ruanda），以及得到中部非洲王家博物馆（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中部非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 que en Afrique Centrale，IRSAC）资助的系列作品，成为西方世界关于卢旺达历史和现状研究的“经典”。这些“经典”作品涉及卢旺达的种族分化和起源、国王谱系和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琐细繁杂，其最大影响莫过于殖民史学固有的种族主义（含米特假设）偏见，把卢旺达当地知识或话语转变为欧洲人基于自身历史进程而提出的话语体系，基于含米特假设的历史观点成为一种不受质疑的“科学标准”，创造了图西族是“优等种族”的神话或时代思潮，并被应用于实际的行政管理政策，同时极大地膨胀了图西族的文化自负，伤害了胡图族的情感。直到胡图族由于遭到贬低而受伤的自卑情感演变为一种颇有攻击性的愤恨之后，这些观点的影响才终结。

（二）1962—1994年的历史研究

1959—1961年，卢旺达爆发“革命”，政权从图西人手中转移到胡图人手中。1962年卢旺达独立，卢旺达政治自此之后也近乎完全以“种族/族群”来划界。1962—1994年，卢旺达先后经历第一共和国（1962—1973年）和第二共和国（1973—1994年），其间族群冲突频繁。卢旺达的族群关系也引发法国、美国研究者的兴趣，但卢旺达的前宗主国比利时依然是研究卢旺达的主力之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研究，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比利时学者让·范西纳（Jan  Vansia）的《尼金亚王国：现代卢旺达的前身》（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  The Nyiginya Kingdom，2004）、法国学者勒内·勒尔马尚（René Lemarchand）的《卢旺达和布隆迪》（Rwanda and Burundi，1970）、美国学者艾莉森·利布哈弗斯基·德福尔热（Alison Liebhafsky Des Forges）的《战败是唯一的坏消息：穆辛加统治下的卢旺达（1896—1931）》（ Defeat Is the only Bad News: Rwanda under  Musinga，1896—1931，2011）、美国学者凯瑟琳·纽布里（Catharine Newbury）的《压迫下的凝聚力：卢旺达的庇护制度与族属（1860—1960）》（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Clientship and Ethnicity in Rwanda，1860—1960，1988） 、美国学者戴维·纽布里（David Newbury）的《越过迷雾的土地》（The Land Beyond the  Mists，2009）

这一时期的卢旺达历史研究，虽然也借重殖民史学的史料，但对殖民史学固有的种族主义倾向已有反思，并取得一定的学术突破：第一，对卢旺达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分类和定性，更接近于卢旺达人的实际和认知，不再使用种族（race），而以族群（ethnic groups）代之。比如凯瑟琳·纽布里对卢旺达氏族的重视，反对用卡斯特（caste）来定性胡图人和图西人的群体属性，注重卢旺达群体身份的流动性。第二，既有范西纳这样的古代国王谱系、王权制度的研究，又有社会史研究的转向，尤其体现在纽布里夫妇的研究中。第三，更侧重卢旺达断代史研究，断代史以其详尽的细节彰显了卢旺达历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三）1994年以来卢旺达大屠杀与国家重建的研究

关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学术作品，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实不为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有三部：法国学者热拉尔·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的《卢旺达危机，1959—1994：种族大屠杀史》（The Rwanda Crisis, 1959 1994: History of A Genocide，1995）、美国学者斯科特·斯特劳斯（Scott Straus）的《大屠杀的次序：卢旺达的种族、权力与战争》（The Order of Genocide: Race,  Power, and War in Rwanda，2006）、日裔美国学者藤井莉安（Lee Ann Fujii）的 《杀死邻居：卢旺达暴力之网》（Killing Neighbors: Webs of Violence in Rwanda， 2009）。或许，我们还可以在这份名单中加上英国学者奥马尔·谢哈布丁·麦克杜姆（Omar Shahabudin McDoom）的《通向卢旺达大屠杀之路》（The Path to  Genocide in Rwanda，2021）。

热拉尔·普吕尼耶曾任埃塞俄比亚法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东非地区。1990—1994年，他多次前往卢旺达调研，并在此期间撰写了《卢旺达危机：种族大屠杀史》。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他受法国国防部邀请，参与“绿松石行动”的战略设计，并一度充当法国国防部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的联系人。《卢旺达危机：种族大屠杀史》、“人权观察”组织委托艾莉森·利布哈弗斯基·德福尔热撰写的报告《不留下任何人说事：卢旺达大屠杀》（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1999）、非洲统一组织国际名人小组的报告《卢旺达：可预防的种族灭绝》（Rwanda: The Preventable Genocide, 2000），全面梳理了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且都认为国际社会在这场种族灭绝过程中是负有责任的、是失败的。在此共识下，联合国于2002年发布《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02）的报告。《卢旺达危机：种族大屠杀史》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严肃的学术作品，随后，全球各国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这场种族灭绝前后各种现象及其原因。

1994—2011年，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先后大体经历了“叙事”“探究原因”“放置更深的历史和区域范围”三个阶段。斯科特·斯特劳斯的《大屠杀的次序：卢旺达的种族、权力与战争》、藤井莉安的《杀死邻居：卢旺达暴力之网》分别在解释这场种族灭绝的两大特征即“组织性”和“平民参与度”方面最具代表性。英国学者奥马尔·谢哈布丁·麦克杜姆2021年的作品具有后发优势，侧重于种族灭绝的因果机制研究，吸纳了新的证据和材料，且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有明显的推进。此外，印度裔乌干达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的《当受害者成为杀戮者：殖民主义、原住民主义与卢旺达大屠杀》 （When Victims Beca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Genocide in Rwanda， 2001）也值得一提，马姆达尼主要侧重于分析殖民主义对卢旺达群体认同和大屠杀的影响。

1994—2000年，卢旺达处于国家重建初期，第一要务是应对大屠杀后遗症，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或曰转型则大约始于21世纪初，其间国际社会也有广泛参与。为了重建国家，重塑民族认同，实现经济发展，卢旺达倡导本土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落实政策，充分借鉴、利用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中的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逐渐形成一整套政策组合，并名之为“本土创制”（Home Grown Solutions）。在“本土创制”近20项“古法今用”的举措中，加恰恰法庭（Gacaca）无疑是外部世界最关注、研究最全面细致的一项：菲尔·克拉克的《加恰恰法庭、卢旺达大屠杀后的司法与和解： 没有律师的正义》（The Gacaca Courts, Post-Genocide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Rwanda: Justice Without Lawyers，2010）、贝尔·安热拉尔（Bert Ingelaere）的 《窥探卢旺达加恰恰法庭：大屠杀后寻求正义》（Inside Rwanda’s Gacaca Courts:  Seeking Justice after Genocide，2016），无疑是这一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2011年，斯科特·斯特劳斯等主编出版的《重塑卢旺达：大规模暴力后的国家构建与人权》（Remaking Rwanda: State Building and Human Rights after Mass  Violence，2011），就此开启了卢旺达大屠杀与卢旺达国家重建综合研究、日益侧重于卢旺达国家重建综合研究的序幕。这部作品汇集了纽布里夫妇、菲利普·雷因特詹斯（Filip Reyntjens）等西方资深卢旺达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央 地关系调整、地区和国际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记忆政治（memory  politics）等领域。这部文集坚持认为，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等著名记者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等机构把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国家重建塑造为一个非凡的成功故事，而文集撰写者则提出挑战：承认卢旺达在国家重建方面的成就，但还无法确定卢旺达模式的中长期效果。

卢旺达历史悠久，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那么久远。即便根据口述传统，卢旺达的历史也只能追溯到10世纪或11世纪。非洲大湖地区有丰富的口述传统，其中以尼金亚王国的口述传统最为丰富，也最为系统化，甚至还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政治制度，即乌布维鲁（Ubwiru）制度。在前殖民地时代，尼金亚王国有一个特权群体，即维鲁（Bwiru），他们守护着王室秘典，即乌布维鲁。乌布维鲁既相当于一部法典，又相当于一部王国“官史”，涉及王国时代政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官史”修撰有制度性保障，其本身也是王权体系的一部分。卢旺达大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Alexis Kagame）曾说乌布维鲁里面一个音节也没有变过，但口述传统的确深受王权政治影响。殖民地时期，更确切地说是20世纪30年代，亚历克西·卡加梅开始搜集、整理卢旺达的口述传统，并使之文本化。独立以来，卢旺达国立大学一直是卢旺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机构，史学研究独领风骚，族群政治是史学和有限的社会学研究的共同主题。大屠杀后，卢旺达大学（2013年由卢旺达国立大学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而成）的人文社会科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CASS，创建于1963年）下设法学、新闻与传播、社会政治行政管理、人文与语言四个分院，并设有冲突管理、性别文化与发展、语言提升、教学提升四个研究中心，主要为了满足大屠杀后卢旺达社会现实需求和面向卢旺达的未来发展。就此而言，亚历克西·卡加梅的比较班图哲学研究就显得更加珍贵，其研究范围超越了卢旺达本身，面向整个非洲，是非洲哲学研究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一）亚历克西·卡加梅的口述传统整理研究与比较班图哲学研究

亚历克西·卡加梅（1912—1981年），图西族人，卢旺达历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天主教神父，是大屠杀前唯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卢旺达大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1912年5月15日出生于今天卢旺达北部省的贵族家庭（维鲁，也可谓出身于宫廷史官家庭），天主教徒，在卢旺达教会学校接受过中小学教育，自1935年开始搜集、整理、研究卢旺达口述传统。1950年，亚历克西·卡加梅成为第一个当选为比利时王家比属殖民地研究所（InstitutRoyal Colonial Belge）成员的非洲人，1952年赴罗马宗座格列高利大学（The  Pontifi cal Gregorian University）深造，并于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1958年（一说是1956年），亚历克西·卡加梅从欧洲回国，拥护君主立宪制，支持卢旺达民族独立运动，其学术活动、主编的报刊乃至人身活动都受到殖民当局限制。1963年，亚历克西·卡加梅成为卢旺达国立大学首批教授之一，1971年又任尼亚基班达神学院（Nyakibanda Seminary，天主教会创办于殖民地时期）非洲文化人类学教授。1971—1981年，亚历克西·卡加梅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本《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之一。

从卢旺达独立前后到1981年，亚历克西·卡加梅一直是卢旺达仅有的大知识分子，即便有些著作者的见解与其完全不同，也不得不一致承认他是卢旺达本土知识的垄断者，吸引了背景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既包括欧洲的卢旺达问题专家，又包括卢旺达本土知识分子。

亚历克西·卡加梅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卢旺达口述传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根据本土口述传统撰写出多部作品，如卡尔·克里斯蒂安·赖因多夫（Carl  Christian Reindorf）的《黄金海岸与阿散蒂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1895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约鲁巴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s，1897）、阿波罗·卡古瓦（Apollo Kaggwa）的《布干达王国列王传》（The Kings of Buganda，1901）等。相形之下，卢旺达口述传统的文本化要更晚一些。在多年搜集、整理卢旺达口述传统的基础上，亚历克西·卡加梅先后出版了《凯旋的卡林加王鼓》（Inganji Karinga，1943）、《卢旺达王朝诗歌》（ La Poésie Dynastique au Rwanda，1951），并发表了系列关于口述传统整理性文章。1952—1961年，亚历克西·卡加梅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先后出版了《前殖民地时代卢旺达政治制度》（Le Cod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1952）、《卢旺达古代社会家庭组织》（Les Organisation Sociofamiliales de l’ancient Rwanda，1954）、《卢旺达古代牛军史》（L’histoire des Armes  Bovines dans l’ancien Rwanda，1961），分别奠定了卢旺达本土政治史、社会史、军事史的研究基础。这些口述传统整理与研究，以尼金亚王国“官史”素材为基础，“还原”了前殖民地时代的卢旺达社会，但也受到殖民史学的影响，且有维护图西王朝统治的倾向。“亚历克西·卡加梅不满足于只是简单地‘描述’前殖民地时代的卢旺达社会，还有把卢旺达故事‘欧化’的倾向……因此，他重建了一个‘传统’王国、一个‘传统’贵族，还混杂了其他元素，从欧洲历史原型中借来一些元素，也吸纳了由殖民地政策所重塑的卢旺达贵族政治的一些元素。”

第二，比较班图哲学研究。比利时殖民当局认为1952年的《前殖民地时代卢旺达政治制度》对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亚历克西·卡加梅被迫前往罗马深造，这也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研究视野。1955年亚历克西·卡加梅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1976年出版了《比较班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1976）。从《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到《比较班图哲学》，反映了亚历克西·卡加梅从专题研究到比较研究，从卢旺达一隅之地扩展到整个非洲的哲学探求历程。亚历克西·卡加梅的班图哲学思想体系庞杂但缺乏系统性，主要包括班图族的形式逻辑、本体论和世界观。

（二）独立以来的历史、政治研究

卢旺达独立后，亚历克西·卡加梅先后出版了《前殖民地时代的卢旺达民兵》（Les Milic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1963）、《卢旺达古代抒情诗流派导论》（ Introduction aux Grands Genres Lyriques de L’ancien Rwanda，1969）、《卢旺达民族简史》（Un Abrégé de L’ Ethno-Histoire du Rwanda，1972）、《卢旺达简史（1853—1972）》（ Un abrégé de l’histoire du Rwanda de 1853 à 1972，1975）以及1976年出版的《比较班图哲学》，延续其殖民地时期以来、以卢旺达口述传统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1962—1994年，卢旺达的政权控制在胡图族手中，但亚历克西·卡加梅的生活直到他1981年去世前并没有受到族群政治的冲击。政权更迭，政治意识形态随之变化，“多数民主”取代“君主立宪”。日渐僵化的族群政治，几乎完全左右了卢旺达本土历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费迪南·纳希马纳（Ferdinand Nahimana，胡图族）和让-内朴穆塞内·恩库里基伊姆富拉（Jean Népomucène Nkurikiyimfura，图西族）当属杰出的卢旺达历史学家，而多纳特·穆雷戈（Donat Murego，胡图族）、泰奥内斯特·里津德（Théoneste Lizinde，胡图族）等人的作品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学术性有限。

此外，《卡伊班达总统讲话录》（Le Président Kayibanda Vous Parle，无出版年份，无出版社，藏于卢旺达国立大学图书馆），1980—1989年卢旺达情报局（l’Office Rwandais d’Informationd）和卢旺达总统府（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Rwandaise）每年联合汇编的《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演讲、致辞与访谈录》（Discours, Messages et Entretiens de Son Excellence le Général-Major Habyarimana  Juvénal,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Rwandaise, 无出版社，藏于卢旺达国立大学图书馆），虽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基本上也能反映出卢旺达1962—1994年的官方史观和政治立场，虽然套话不少，但涉外部分也体现出卢旺达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认知。若参照其他严肃的学术作品和史料，这两位总统的讲话录也能发现不少有价值的地方。例如，1985年12月23日，哈比亚利马纳在答记者问时说道：“去掉居民身份证上的族属标识，就剥夺了他的族性……重要的不是一张卡片，而是……让卢旺达人首先认识到自己是卢旺达人……我们确实有人口问题（指的是卢旺达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率高），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考虑向外国移民的原因，但向外国移民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些标准（学生入学的标准）包括：学分、地区平衡……还有族群平衡，不能以牺牲另一个族群的利益为代价……特瓦族的比例为1%，图西族的比例为14%，胡图族的比例为85%。”考虑到这次谈话的前后背景，我们其实不难看到亚历克西·卡加梅历史研究的影响。当然，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又发生大剧变，哈比亚利马纳的政治立场也随着族群至上主义盛行、极端事件而改变。

关于1990—1994年卢旺达内战（包括卢旺达大屠杀）的破坏性影响，无须多谈。从学术传承来说，卢旺达1994年至今的本土历史和政治研究的复兴大约起始于21世纪初。2011—2016年，卢旺达以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NURC）的名义出版了新国史的卢旺达语版、法语版和英文版，新国史书名为《卢旺达史：从起源到20世纪末》（History of Rwand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卢旺达学者夏尔·卡布韦泰（Charles Kabwete）的《卢旺达前殖民地时代的若干传统制度：历史分析》（Som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in Precolonial Rwanda: A Historical  Analysis，2002）、弗兰克·鲁萨加拉（Frank Rusagara）的《卢旺达军事史》（A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in Rwanda，2009），这两项对卢旺达传统制度的研究显然承接了亚历克西·卡加梅开创的史学传统，同时又符合卢旺达现实（“本土创制”、 卢旺达爱国阵线成为执政党）的需求。夏尔·卡布韦泰在亚历克西·卡加梅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卢旺达四大传统制度，即乌布维鲁制度（Ubwiru）、乌布哈克制度、乌布孔德制度（Ubukonde）、英加博制度（Ingabo）。弗兰克·K.鲁萨加拉则聚焦于英加博制度的历史演变，并把历史时段直接推进到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成立及其后来的斗争。卢旺达“本土创制”中的一些举措，如“一户贫困家庭一头牛”（Girinka）扶贫政策、涉及央地关系调整的“绩效合同”（Imihigo），可以在这两部作品中直接找到起源或接近于起源的论述。卢旺达新国史属于通史，包括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叙述，多少带有官方定性色彩，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专题的最佳研究当属卢旺达学者让-保罗·基莫尼奥（Jan-Paul Kimonyo）的《卢旺达大屠杀：大风暴》（Rwanda’s Popular Genocide: A Perfect Storm，2016）。让-保罗·基莫尼奥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卢旺达转型：重建之路的挑战》（Transforming Rwanda: Challenges on the Road to Reconstruction, 2019），从更大的历史语境出发，通过卢旺达政府官方会议记录等第一手文献全面展现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和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且没有回避国家重建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学术研究，无论是“世界的卢旺达”还是“卢旺达的世界”，其内部在许多术语、概念乃至具体议题方面都有争议，如西方学术界在卢旺达古代社会的“封建制”、族群起源等方面的争论，独立前后卢旺达本土历史学家在乌布哈克制度、族群政治等方面的争论。除了西方学术界，“世界的卢旺达”也不乏乌克兰、乌干达、中国等国学者的身影。然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案例的卢旺达研究，其实还是可以还原为“世界的卢旺达”与“卢旺达的世界”之间的双向构建，因为宽泛意义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往往更能决定一套知识体系的历史价值。

相较于尼金亚王国立国以来漫长的卢旺达历史，卢旺达的殖民地历史并不太长，但西方殖民时代的种族主义、殖民政策对卢旺达独立后的政治进程和本土学术研究（主要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若说卢旺达独立以来史学研究的最大转折点，非大屠杀后卢旺达本土历史学家集体编纂的卢旺达新国史一事莫属。因此，我们不妨把“世界的卢旺达”与“卢旺达的世界”的双向建构划分为两大阶段：大屠杀前和大屠杀后。大屠杀前，这种双向建构主要表现为史学和哲学对话，而在大屠杀后，这种双向建构则表现为学术和政治话语权之争，且由于卢旺达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上的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卢旺达一些政要、政府机构也纷纷下场，以图扭转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卢旺达叙事的偏见与误读。

（一）大屠杀前的史学与哲学对话

在西方人来到卢旺达之前，卢旺达境内早已发展出王权制度，而且除西北部还存在少数独立于中央王廷的地方政治势力之外，尼金亚王国大体上已经完成统一大业。尼金亚王国自有一套以口述传统而非文字为载体的“官史”（Ubwiru），具体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国王遗训（irage ry’abami）；二是王位继承诏书（umurage w’ingoma）；三是王家仪式（inzira z’ubwiru）；四是史书（intekerezo  z’ubwiru，上述三大口述传统的典注）。当然，除了“官史”，卢旺达的口述传统也包括“地方史”，比如一些民间传说、地方政治实体自身的历史叙事等。总的来看，前殖民地时代的卢旺达“官史”和“地方史”，是一个自闭的体系，但却是西方殖民史学中关于卢旺达历史叙事的重要史料来源。

若细分的话，以殖民官员理查德·坎特、帕若斯神父、戈尔瑞神父为代表的“含米特王国”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比利时人类学家让-雅克·马凯（Jean-Jacques Maquet）为代表的“封建制”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属殖民时代外部世界对卢旺达研究的早期和后期阶段。尽管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外部世界对卢旺达的“经典观点”，但后期阶段研究的种族主义色彩已有淡化，不过我们依然从中能够明显看到“文明等级观”和把非洲本土知识纳入基于欧洲自身经验的话语体系的普遍做法。这些撰述者所依据的史料源于尼金亚王国宫廷史官“维鲁”和实地访谈，这至少是“世界的卢旺达”与“卢旺达的世界”在关于卢旺达传统社会和历史认知方面最早的对话之一，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卢旺达在提供“材料”，而外部世界则在对卢旺达传统社会和历史叙事日益精细化的同时，又在创造“理论”，并在殖民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

20世纪30年代，早年间受教于教会学校并皈依天主教的亚历克西·卡加梅，开始搜集、整理本土口述传统，20世纪50—70年代又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然而，在比利时历史学家让·范西纳看来，亚历克西·卡加梅的遗产虽然不容小觑，植根于卢旺达人的普遍历史意识中，并且进入卢旺达的学校，成为教科书，但是亚历克西·卡加梅的史观源于宫廷，只是再现了1900年前后卢旺达王权意识形态。其实，除了让·范西纳这一批判，亚历克西·卡加梅的历史研究还有一个大的缺陷，那就是他依然没有摆脱“含米特假说”的影响。当然，我们更不能忽视亚历克西·卡加梅对卢旺达历史研究和非洲哲学的巨大贡献：第一，亚历克西·卡加梅涉及的领域覆盖政制史、社会史、军事史，以丰富而又详细的口述传统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卢旺达的历史进程，为“世界的卢旺达”和卢旺达新国史的编纂提供了许多史料和历史信息；第二，尽管亚历克西·卡加梅没有摆脱“含米特假说”的桎梏，但其文明观和比较班图哲学研究，至今对世界史研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非洲精神财富。

亚历克西·卡加梅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有一种文明，正是由于文明实体的存在才保证了该人类群体的存续。一种文明只有当汇聚了上述要素时才成为文明，或者说才称得上文明。对于所谓世界民族分为开化或文明民族和未开化或野蛮民族的种族主义论调，亚历克西·卡加梅认为其原因在于混淆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混淆了文明实体本身与文明的技术要素，特别是技术性程度之间的关系。于是，在技术发展程度上低于西方民族的非洲民族被剥夺了“文明的权力”。亚历克西·卡加梅认为，除非文明实体被消灭，否则技术发展的程度是可以或高或低的，也就是说，技术程度低的民族依然是文明民族。以这种文明观为指导，亚历克西·卡加梅虽然在许多方面承袭了普拉西德·唐普尔（Placide Tempels）在《班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oue, 1945）中的观点，但对唐普尔的观点也有一些修正：第一，不赞同唐普尔把欧洲人和班图人的存在观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第二，对唐普尔关于生命力可以消长的观点持有异议；第三，不像唐普尔那样过分强调和突出班图哲学的特殊性，反而强调班图人的形式逻辑与西方人、东方人并无二致。

尽管亚历克西·卡加梅没有摆脱“含米特假说”的桎梏，但他也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殖民史学中的种族主义，这一点从其比较班图哲学研究、为非洲文明和哲学正名的努力也能看出，他的核心史观是强调非洲具有文明性，即便卢旺达在独立后也需要延续自古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的传统文化精神。总的来看，亚历克西·卡加梅的卢旺达历史研究确实是在宣扬卢旺达王权意识形态，但他的历史作品为何能盛行于独立后胡图人执政的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王国时代的统治精英（图西人）那里，“含米特假说”成为维护王权正统的工具，而在被统治群体（胡图人）那里，“含米特假说”则又成为外来种族入侵和压迫的证据，这种政治对历史的滥用日渐严重恶化了卢旺达独立后的族群矛盾。

（二）大屠杀后的学术和政治话语权之争

1998年5月至1999年3月，卢旺达时任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在总统办公室召开系列反思会（refl ection meetings）。系列反思会历时近一年，每周六（有重要活动的周六除外）召开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卢旺达各党派代表、国民议会主席团（the National Assembly Bureau）、最高法院主席团、国民议会各委员会主席、政府内阁成员、各省省长、军方代表、总统和副总统顾问、总理顾问等，还包括一些特别嘉宾。卢旺达政界和学界把系列反思会统称为“乌鲁圭罗庄园大讨论”。1999年8月，卢旺达总统办公室出版了系列反思会的会议纪要，标题为《1998年5月至1999年3月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举行的系列反思会的报告》（Report on the Reflection Meetings Held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from May 1998 to March 1999）。1998年6月27日，卢旺达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卢旺达资深历史学家和王国时代末期王族“遗老”来全面研究卢旺达从王国时代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历史，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卢旺达人的团结问题，并最终于1999年6月由卢旺达总统办公室发布了一份题为《前殖民地时代与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卢旺达人的团结》（The Unity of Rwandans  Before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First & Second Republics）的报告。这份报告也是为卢旺达新国史和卢旺达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定下基调的文件。

卢旺达新政权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尤其关注世界大国关于卢旺达的表述。关于历史教育，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曾说，“如果我们卢旺达人不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定会被其他人来讲述”，“卢旺达是小国，但我们必须往大处着眼”。在多年的统筹和努力下，卢旺达在2011—2016年先后出版了《卢旺达史：从起源到20世纪末》多语种版本。这部集体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卢旺达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在彻底摒弃“含米特假说”对卢旺达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同时，对卢旺达族群、王国起源等保持模糊而又开放的姿态：由于缺乏充足的考古证据和历史档案，“关于卢旺达起源的大部分叙述仍然是神话般的存在”。第二，在使用Genocide一词时，对词根geno（种族、人种之意）颇有顾虑，因为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含米特假说”，也不利于卢旺达人的团结，最终决定使用The Genocide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Tutsi来表述1994年的种族灭绝事件。第三，虽然也充分借鉴和吸纳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历史叙事时坚定守护本土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关于第二点，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内容。卢旺达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主题，更涉及政治话语权之争。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境内外出现了“双向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否定论”“可疑的种族灭绝”（negociating genocide）等言论，于是这场大屠杀在卢旺达官方的语言表述上从最初的Genocide转变为更明确的表述：“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Genocide against Tutsi）。经过卢旺达政府和学界多年的呼吁和努力，这一新表述渐渐被国际社会和国际学界所普遍接受。从2003年开始，联合国大会决定把以后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Genocide in Rwanda），2018 年更名为“反思1994年对卢旺达境内图西人实施的灭绝种族罪国际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Reflection on the 1994 Genocide against the Tutsi in Rwanda）。

2000—2024年确实是卢旺达真正实现改头换面的24年，也是卢旺达国家重建的成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段时期，其间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本土创制”近20项涉及社会重建、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的机制，以解决重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类棘手问题，这些举措把传统制度和现代治理结合起来，既没有完全复古，也没有照搬外国经验。夏尔·卡布韦泰、弗兰克·鲁萨加拉、让-保罗·基莫尼奥等卢旺达学者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应运而生，尤其是让-保罗·基莫尼奥的作品，最能反映“世界的卢旺达”和“卢旺达的世界”的双向建构。

这里我们结合大屠杀后卢旺达政府和学界在两个问题上的话语权之争来加以说明。

第一，大屠杀后，卢旺达和法国就法国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历史责任问题展开长期交锋，这是一场话语权之争，也是不对称关系下小国要求大国承认“历史责任”的外交斗争。2019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成立迪克莱尔委员会（the  Duclert Commission），并授权该委员会成员可以调阅1990—1994年法国涉及卢旺达的所有历史档案，包括尚未解封的机密件，并责成该委员会基于历史档案就法国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的角色撰写一份报告。与此同时，卢旺达也展开历史调查，撰写卢方报告。2021年3月26日，迪克莱尔委员会公布法方报告；2021年4月19日，卢方在参阅、分析法方报告后，修订原本已经完成的报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上与法方取得一致意见，但对法方报告关于“责任”“盲目性”等表述持批评意见，并要求法方公开历史档案。截至2024年12月19日，法国向全球历史学家累计公开了近2万份文件。2021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卢旺达，他在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发表演讲时正式承认法国政府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负有历史责任。而卢旺达国家历史档案馆、卢旺达大屠杀文献中心在此之前早已开始对外公开大量文件，只是囿于整理难度和技术条件限制，电子化历史档案直到2020年才陆续上线。

第二，话语权之争也集中体现在大屠杀后加恰恰法庭的启动与运转期间（2002—2012年）。“乌鲁圭罗庄园大讨论”曾围绕是否、如何启动加恰恰法庭来审判参与大屠杀的嫌犯，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乌鲁圭罗庄园大讨论”时，时任卢旺达副总统、国防部部长的保罗·卡加梅起初是反对启动加恰恰法庭的，但最终也表态赞同了。加恰恰法庭是卢旺达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之一，虽然独立后的卢旺达政府一直在竭力削弱加恰恰法庭的功能，但加恰恰法庭还是在卢旺达民间社会延续了下来。卢旺达学者让-保罗·基莫尼奥曾如此评论道：“‘乌鲁圭罗庄园大讨论’上的决策者和参会者，思想独立，积极探寻本土解决方案，没有过分担心外界的看法，那些办法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应对卢旺达当时面临的具体挑战的最佳方案。”此话大体没错，但当时的卢旺达决策层对“外界的看法”确实也是心存顾虑的。为了改造传统加恰恰法庭，以求卢旺达传统制度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平衡，卢旺达在相关立法和组织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然而，在加恰恰法庭审判期间，西方法律界、西方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出一系列指责。2012年，卢旺达全国加恰恰法庭总署（National Service of the Gacaca Courts）针对外界16项指责一一展开回应，坦承加恰恰法庭在审判期间出现过一些问题，感谢国际社会在关于加恰恰法庭的法律培训、后勤保障方面的援助，但不接受西方不实的政治指控和西方学界的“武断”定性。

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卢旺达大屠杀文献中心、和平教育学校、中小学历史教材等，都成为卢旺达人接受历史教育的场所或载体。卢旺达政府多年来一直支持海外侨民在其聚集的欧美城市举办“卢旺达日”活动，讲述卢旺达的历史和重建成就，可谓向世界“讲好卢旺达的故事”。更有甚者，卢旺达现任总统卡加梅还在为牛津大学青年学者学术作品撰写的序言中与法国老资格的卢旺达问题专家、历史学家勒内·勒马尔尚（René Lemar chand）直接交锋，以图扭转西方学界对卢旺达的刻板印象。此外，大屠杀后，卢旺达还出现了“伤痕文学”：保罗·鲁塞萨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的自传体作品《凡人一个》（An Ordinary Man: The true story behind Hotel Rwanda，2006），因好莱坞电影《卢旺达饭店》 （Rwanda Hotel，2003）的成功而蜚声海外；伊玛奇蕾·伊莉巴吉扎（Immaculée  Ilibagiza）的自传体作品《幸存者说》（Left to Tell，2006）也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卢旺达电影中心（Rwanda Cinema Center）创始人埃里克·卡贝拉（Eric Kabera）拍摄了多部电影：《100天 》（100 Days，2001，与《卢旺达饭店》的制片人合作，拍摄时间早于《卢旺达饭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把卢旺达大屠杀搬上银幕的电影）、《战士》（Intore，2004）等。

区域国别研究者或有夸大对象区域或国别重要性之嫌，但几乎都承认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与非洲其他多数国家一样，卢旺达长期处于被研究的境地。外部世界（主要为西方国家）的卢旺达研究历程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外部世界对卢旺达的认知演变轨迹：殖民时代的西方探险家、殖民官员、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在卢旺达独立前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构建起关于卢旺达的“经典观点”，而这些“经典观点”绝非孤立于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之外的纯粹知识探索，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倾向。卢旺达独立前后，“世界的卢旺达” 虽然日渐摆脱殖民史学的束缚，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亚历克西·卡加梅等卢旺达本土学者通过搜集、整理口述传统，出版关于卢旺达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系列作品，不但为卢旺达的本土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学界对卢旺达的传统认知。直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爆发后，外部世界才真正开始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卢旺达，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出发，深入探讨大屠杀的根源、过程和后果，以及卢旺达国家重建这一复杂问题。而“卢旺达的世界”则揭示出非洲国家自身学术研究有对自主性与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大屠杀后，卢旺达政府和学界通过编纂新国史、建立一系列博物馆、开放历史档案等方式，向世界讲述卢旺达的故事，展现出其主动融入世界、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姿态。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案例，关于卢旺达的学术研究其实一直处于“世界的卢旺达”与“卢旺达的世界”之间的双向构建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