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式现代化与中非合作研究的重要性

地区热点矛盾又进一步撕裂了全球，东方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选边站队再次成为小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教授在 2024 年初发文认为，全球已经形成了新的“三个世界”，即全球西方、东方和南方，三者纷争角力、共同塑造着新的全球秩序——对于西方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东方（中国和俄罗斯）成功获得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支持合作，导致西方影响力日益倾颓和被边缘化。早在 2011 年，伊肯伯里就发文表达了对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可能随“非西方国家崛起”而终结的担忧，只不过时至今日焦虑更加真实切近。稍早于该教授贩售关于美国影响不再的“后自由世界秩序”焦虑，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其 2008 年发表的名著《共同财富》中，开篇就阐明，20 世纪见证了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时代的终结，“21世纪将会见证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时代的终结”；同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内的新生力量会逐渐强大，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影响力。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像萨克斯教授这样开明地拥抱变动的世界秩序，并接受新兴经济体共同分担责任。类似于伊肯伯里文章中的东方、西方、南方的全球分野叙事一样，很多人仍然抱持“冷战思维”式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不再独霸天下忧心忡忡，强化敌我阵营的差异、竞争博弈甚至斗争，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和夸张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主导建构的“自由世界秩序”，但避而不谈其背后建立过程中的野蛮和血腥杀戮；另一方面简单粗暴地把东方认定为“民主”“自由”的对立面，却并不再对二者进行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内涵梳理和实证分析，而简单将其等同于西方国家正在执行的制度及其国际目标。新一轮鼓噪“自由”与“专制”对立的新冷战话语已如箭在弦，正如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爱德华·威尔逊教授感慨，当今世界的特征是“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信仰和神力相当的技术——这三者异乎寻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全球地缘政治又一次陷入如此糟糕的、极化的意识形态分野的当下，求同存异、寻找全球共同价值和共同未来的任务迫在眉睫。人类在这个阶段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急迫需要破除“自由主义”的西方与“专制主义的东方”的二元对立迷思，因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鼓吹纯粹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由西方援助国和国际金融体制强硬加诸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迄今不但没有有效解决其发展问题，而且 20 世纪晚期已经显示出在扼杀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和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恶劣影响。如萨克斯教授早在十多年所言，面对“保护环境、稳定世界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赤贫”等急迫的可持续发展任务，“全球合作必须走上历史舞台”，而“那种势均力敌的国家间相互争夺市场、权力和资源的思维模式终将被历史淘汰”。

总之，在新一轮地缘政治巨变和竞争中，自由主义再一次被西方政客祭起，作为与“全球东方”竞争的意识形态大旗，不断以僵化的旧意识形态思维强化各国的竞争和“自由市场”万灵。萨克斯教授早就急迫呼吁，人类社会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是“共同的命运需要新形全球合作”，因为全球问题不能留给“没有保障的市场力量和各个国家之间没有节制的政治经济竞争去解决”。实际上，更早期的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 1944 年的经典名著《大转型》中，就深刻分析了现代市场制度发端的欧洲，在完成工业化大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确立同时发生的，也即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必须携手并肩，不能够拆分成彼此，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发明的市场社会的组成部分，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不可能达成的乌托邦，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一旦脱嵌（disembedding）其孕育和运作的国家与社会，就会表现出毁灭人类社会的倾向，人（劳动力）和土地（代表全部的自然环境）一旦被商品化，就会导致这两者的毁灭。在诊断 80 年代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受挫时，新自由主义者简单将其归因为政府和政客，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市场的扩张与国家政策必定是“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经济必须重新回归国家嵌含（re-embedding）的位置。

▍问题的提出：研究非洲式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南南合作为新时期非洲追求自主现代化带来新机遇

非洲是被动裹挟进入西方扩张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由此开启其难以自主命运的扭曲现代化历程的。几百年殖民统治遗留给非洲国家沉重的负面资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表现明显，独立半个世纪以来还在艰难地克服过程中，最复杂的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政权结构系由殖民政府移交而来，而西方一直利用援助直接间接地要求其与西方在政治经济上面的深度绑定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强推的私有化则雪上加霜，使得尚未强壮的非洲国家再受重创，主权严重削弱、政府功能被迫急剧收缩，社会动荡、经济不景气。

长期被捆绑在北方国家国际经济和政治战车上的非洲国家，究竟如何实现新一阶段的转型发展呢？卡洛斯指出，非洲需要大量的外来投资，疲软的北方国家本身自顾不暇，而非洲正在全方位吸引以中国、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的投资，这意味着南南合作将替代传统上非洲国家主要倚重的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投资，成为推动非洲转型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力量。新的亚非耦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能否保证非洲不再像之前与欧洲那样形成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形成更加互利互惠的互补共生关系，且不再以牺牲未来代际可用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呢？面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进入非洲市场投资的趋势，确实有很多非洲观察家陷入以上争论，到底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如果不能够避免环境和人的被剥削，非洲还要不要“以发展为名”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重复落入之前与欧洲依赖船坚炮利的实力政治逻辑形成的霸权关系呢？ 这样的纠结，显然是由于大多数非洲人在前面数百年被裹挟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洪流中未能受益、因而对外来者怀有深入骨髓的不信任，是民族几百年的苦难历史使然。

根据波兰尼提出的深刻的现代资本主义学说，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政治较量一直在持续进行，而国家作为矫正和平衡力量、确保实现社会稳定和人的潜能发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充分释放和使用市场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卡洛斯教授认为，这对于当下思考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非此即彼地选择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是浅薄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是国家干预还是市场更有效力——非洲今天的现实是，如果不能容忍“让人和环境被动地、无知无觉地为市场体制付出代价，甚至对于市场给人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作用熟视无睹”，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就理所应当地强化国家的功能、保护必然为市场付出代价的人和环境。这意味着，非洲新时期的急迫任务是转型发展、完成向现代更高生产力迈进且保护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而且必然是携手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全球南方伙伴，在广泛交流和相互切磋中，学习如何共同发展，既医治沉疴、打破几百年与西方形成的结构性困境，又要重建殖民帝国主义打断自主的生态系统，最终实现自主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研究：自主可持续发展为尺度

很多国内学人都敏锐地觉察到，似乎俄乌冲突和阿以冲突白热化发展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突然成为全球爆款热词，仿佛一夜走红一般。确实，与以往大国强国主导的国际舞台惯常曲目不同，人们突然注意到了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于国际热点问题给出了非常有分量的立场表态，特别是有关处理殖民者强加的边界问题上的非洲智慧——不是诉诸战争而是在帝国的灰烬上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出新的复兴。为了种种外交和经济的考量，域外大国纷纷增加了对南方国家的外交攻势——最昭彰的例证当数战事犹酣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推进对非合作上面都很积极进取，2023 年 7 月，俄罗斯盛大召集第二届俄非峰会，西非萨赫勒国家政变上台的将军们也赫然在受邀参加者行列；而乌克兰仅仅在 2024 年 4 月间，就连续在加纳、刚果（金）、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卢旺达 6 个非洲国家开馆，速度可算是开国际先河。

然而，“全球南方”绝不是一个因为大国竞争而新近制造出来的词汇。2000 年南非总统姆贝基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并达成《比勒陀利亚宣言》中，双方倡导“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对南方国家造成的可能损害”；“南方国家”一词此际也被多次用于姆贝基的其他公开讲话。实际上，更早之前，面对南北差距拉大的现实，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 1987 年在津巴布韦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领衔成立了“南方委员会”（The South Commission），致力于研究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这些事实说明，“全球南方”不是北方大国竞夺背景下偶然给予的方便标签，南方国家很早就形成了南方的共同身份和国际团结传统——这种认同——从非洲视角看，可以追溯到泛非主义的思想先驱、非洲裔美国学者杜波依斯，1905 年日俄战争后他“发现”了第一次打败白种人的亚洲人、从而获得了莫大的希望和鼓舞，兴奋激动地在其作品中写下了“黄皮肤的民族已经觉醒，棕色黑色皮肤的民族要跟上”的名句；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共同关切和独立自主、不接受外来干涉的共同价值目标追求，亚非国家自万隆会议以来形成了坚实的南方国家的认同。南方国家的核心关键问题与北方国家大相径庭，仍然是普遍亟待解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人民现代生活水平的改善，因而理解其群体性崛起必须引入南方本身的视角，理解其关切和自我设计的发展议程，更将其本身作为核心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而不是仅仅在大国竞争的视角下将南方视作被动和消极的接受者、只能单纯被动地在大国竞夺的游戏中选边站队。毕竟，随着华盛顿共识日渐失去其吸引力，南方国家逐渐意识到，市场本身不会带来发展，非洲和欧洲的经历都是如此；单纯拥抱市场信条不仅没有带来发展，而且普遍经历了全球市场价格动荡的折磨和贫富差距拉大深度撕裂社会的痛苦。更何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2023 年演讲中提出了美国新经济政策，即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所谓“新华盛顿共识”。

国内常规关于全球南方国家之欠发展的研究，仍然大大受制于主导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尽管国际学术界自上世纪末已经对此开展了广泛反思批判，惯常的做法仍然是拿经济学教科书上或者现实中北方发达国家现状为基础设计的一套标准和尺度，衡量南方国家各方面的表现，简单得出其不发展是内部原因使然的结论，对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如此，既缺乏对非洲本身历史纵深的视角，更缺乏对其被动纳入欧洲扩张和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互动体系以来所经历的扭曲发展历程的结构性分析，是“将高度工业化社会的运行原则抬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将其配成药方开给仍然处在农耕阶段的社会的做法，应该加以批判！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背后，隐藏着非洲人“落后”的认知，源于西方用以合法化其殖民行为的“科学种族主义”学说中将非洲人视为人类“活化石”、以对人类社会进行阶序和等级排序的逻辑；独立以来，这些旧有观念虽在国际哲学和法理层面被批判和谴责，但实际上曾广泛参与到殖民帝国统治过程之中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人类学等，再次积极参与了独立以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活动，从而成为进一步固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等级差序的认知建构运动，“发达”与“发展中”的阶序深刻默化到政商精英甚至学者的深层认识中，成为针对非洲和其他非白种人隐而不显的认知基础。

显然，这是一个旧秩序行将谢幕、新秩序尚未诞生的群魔乱舞时刻，是自从 19 世纪末渗透到社会、也渗透到科学骨髓里的“白人优越”“欧洲特殊论”“美国优越论”等魅惑终于要一一走下神坛的时刻，是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褪去了其作为全球发展样板的光辉的时刻。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是时候该建立新的基于南方国家自身的历史轨迹的理解和评判依据、来观察和解释这些南方伙伴国家的时刻了；解放被重重西方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囚禁的对南方国家的研究，也能够解放中国学人自身，特别是研究殖民过程形成的结构性限定如何成为影响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起始条件——这些限定条件何以直至今日仍然制约南方实现自身的发展潜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如何更好与之开展双赢的合作，也是中国得以反观自身的有益参照，因为中国学人同样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同样“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在思想和认识论上与南方国家一起从更加宏阔的时空下审视现代化的缘起与扩散、并走向更完美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

《共同发展——南非式现代化与中国-南非合作研究》